本报记者王尔山香港报道
企业家精神。大概每个商学院都会提到这个内容,都在倡导这个内容。不过,商学院作为教育者,自己有没有企业家精神,有没有机会通过实践展现出来———说实话,这个问题在遇到西班牙IE商学院院长桑迪亚戈·伊尼格斯·德·安佐诺(SantiagoIniguezdeOnzono)之前,我并没有想过。确切地说,几乎到了这次对话的最后,在回答最近商学院有什么计划的时候,我才想到了这个问题。这是因为,院长提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与目前模式完全相反的计划,他们要从这所商学院发展出一所大学,而这所大学定于今年10月开学。
在提到这个计划的时候,院长的语气还是那么轻松愉快,好像这一点也不出奇。相反,院长并且非常谦虚地接一句说,他们也很好奇,想知道大家会有什么反应,也许他们真是异想天开呢,但不管怎样,他笑着说,他们一定会告诉我。
也就是说,在距离马德里市中心只有25分钟高速火车路程的地方,一个商学院正在酝酿一个新的做法,一项跟企业家精神有关的实践。
欧洲模式与美国模式的区别欧洲商学院已经具备了与美国同行分庭抗礼的实力,学生的国际化背景更为浓厚。
《21世纪》:在中国,美国的商学院似乎更早为大家所熟悉,欧洲的商学院跟美国相比有什么区别,比如你们学院有什么独特之处?
桑迪亚戈:过去十年,欧洲的商学院在世界范围的排名有一个明显的上升,比方说,目前在英国金融时报评选的世界前十名的商学院当中,至少有三个来自欧洲,一个在伦敦,一个在巴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院,在马德里。这就是说,欧洲商学院已经具备了与美国同行分庭抗礼的实力。这个变化的背后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欧洲的商学院与企业界的联系更加密切,因此其研究更有针对性,教学也更强调以实践为指导,比如在我们学院,就同时具备出色的研究和教学以及与大企业管理层的良好互动这三个因素。这就跟单纯强调学术研究成果的学院不一样,我们学院的老师不仅仅是学者,他们同时具备上面提到的三个因素(有的人本身就当过企业的顾问),能在课堂上把研究与实践结合起来。此外,欧洲的商学院跟其他地方的同行相比,还有一个突出的区别就是学生们的国际化背景。比如在我们学院,老师和学生来自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90%的学生来自外国,应该也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商学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来自全球各个大陆的人,有着各不相同的世界观和目标。反过来,在美国的商学院,外国人的比例不会超过35%,那里的学生多数都是美国人。因此,选择欧洲商学院意味着你可以在一个国际化的拥有丰富多样文化的环境进行学习,而在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这个锻炼将有助于你在毕业以后更好地融入同样国际化的企业界。这大概就是过去这些年欧洲商学院迅速崛起的原因。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中国,比如我们已经看到至少有三个商学院采用更加接近欧洲商学院的模式,更加强调以实践为指导,与企业建立密切联系,而不是美国模式。观察中国商学院的发展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商学院院长本质上就是CEO对于一个没有学术背景的人来说,试图管理学者是非常困难的。
《21世纪》:作为院长,你的工作主要包括什么内容,怎样才能成为一个院长?
桑迪亚戈:这个工作的本质简单说就跟一家公司的CEO差不多,要对学院的教师队伍、研究成果、创新等各个方面负责,最重要的部分在于确定商学院未来发展的策略。在美国,商学院的院长由同事们选举产生,多数是学者,本身可能就有教授头衔。相比之下,在欧洲,院长们的背景更加多样化,我自己有学术背景,但在有些学院,院长来自商界,有的学院还开始任命没有学术或商界资历的人作为院长。选择没有学术背景的人担任院长会不会成为新趋势呢,我也想知道,但我不认同,也希望它不会变成现实。一个没有学术背景的院长可能会在跟同事们的相处当中出现摩擦,因为同事们来自学术界,院长却没有学术资历,也未必知道学者们是怎样沟通的。要知道,学者们有时候可能很不耐烦,宽容度很低,这就会给院长的管理提出难题。如果做一个“谁是最难管理的人”的排名,公认的冠军是艺术家和音乐家,他们都是独立的灵魂,因此很难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合作完成一个作品,因此乐团指挥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接下来最难管理的人就是学者了,他们跟商界的人不一样,后者知道商界都有一些怎样的游戏规则,并且尊重这些规则,知道自己要融入一个集体。但学者们接受的教育却是相反的,他们是在不断的批评声中成长起来,直到获得博士学位,并且形成同样的习惯,要以批评的态度看待世界和别人,面对任何说法和理论,他们要做的就是找出漏洞和弱点。因此,他们非常挑剔,甚至可能过分挑剔,在你试图叫他们肃静听话的时候更是这样。这就意味着至少在最开始的阶段,对于一个没有学术背景的人来说,试图管理学者可能变得非常困难。还有,这些学者多半已经具有很高的声誉,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而一旦说到最聪明的人,就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也可能因此变得有些骄傲。
因此,要想成为院长,至少必须具备一些技巧,首先当然就是外交技巧,懂得怎样跟学者们打交道,尤其是懂得取得平衡,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管理实际上就是一门平衡的艺术,平衡收支,平衡学者背景与商界背景的教师,等等,任何时候都在做取得平衡的工作。
寻找同时符合三个要求的教师三个要素,首先是企业家精神,其次是国际化思维,第三就是高度的责任感。
《21世纪》:什么时候人们可能应该考虑到商学院进修?什么人可能应该考虑选择你们学院?
桑迪亚戈:先说“什么时候”的问题,实际上如果你是在商界工作,那么你就要跟上发展的步伐,了解最新的趋势,因为商界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就跟其他很多领域一样。说实话,我还真想不到一个不会发生变化的领域。即使是在考古这样的领域,新的技术也是层出不穷。换言之,无论你在什么领域,在你的整个职业生涯,你都要不断学习,通过上课和参加研讨会等方式,确保自己得到及时的培训,及时接收最新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掉队。
反过来,我也发现,学习的热情在企业领袖当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越是成功的CEO,他们越是渴望了解最新动态,跟上发展的步伐。他们的示范作用也很明显,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位于企业管理架构顶端的CEO,却还这样勤奋学习,而你作为部门经理或主管,是不是应该有更大的理由促使自己勤奋学习呢?
至于说到“什么人应该选择我们学院”的问题,首先,我们学院的课程设计跟有些学院不同,我们的MBA项目针对的是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学生,至少两年,而不是刚刚从其他专业毕业的学生,他们更适合去上管理硕士学位课程,那就是为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设计的。反过来,如果学生从来没有在商界工作过,他们就会发现,要想跟上我们学院的课堂讨论是多么困难。
至于我们最期待的学生,他们应该具有企业家精神,目标明确,希望将自己的事业推上新的高度,比如日后开创自己的公司,或者给他们所在的公司带来新的变化,更具竞争力,等等。同时他们还有国际化的视野,比如打算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到国外生活一段时间,或回到中国,加入一家国际公司,沟通不同文化。对于这些人,我们学院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在这里,在马德里,他们除了完成课程,还有一个收获,那就是学会西班牙语。我们的课程是以英语进行的,但学生们只要愿意,还可以同时学习西班牙语。而在今天的国际商界,西班牙语已经成为第三种工作语言,排在英语和中文之后。如果掌握西班牙语,还可以更好地跟拉丁美洲商界进行交流,也有助于你跟美国商界的联系。
与此相适应,我们寻找的教师也要具有三个要素,首先是企业家精神,密切关注商界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其次是国际化思维,第三就是高度的责任感,能够专注于教学,给学生提供最好的教导。
对中国人才的争夺杰出的中国学者已经成为美国和许多国家争夺的对象。使人们对中国的了解变得更为深刻。
《21世纪》:目前有多少中国学生在你们学院学习?
桑迪亚戈:目前大概有十个来自中国的学生,我们其实希望把这个数目增加到五十。因为中国在国际经济的分量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的MBA班上也能看到与这个分量相适应的一定数目的中国学生,听到来自中国的意见,这样的话,我们的讨论也会更符合目前国际经济的实际状况。
《21世纪》:能不能说,通过吸引更多中国学生到你们学院学习,你们也在帮助未来的中国商界参与者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因为他们有机会在
一个国际化的环境学习,每天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观点。
桑迪亚戈:完全正确。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其中一个做法就是邀请或聘请中国学者到我们学院来,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思考问题的———要知道,现在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最流行的著作其实都是西方学者写的,我们从中固然可以知道中国有过孙子、老子这样的人物,但我们还想知道,当代中国学者又是怎样思考问题的。当然,要请到真正了不起的中国学者也不容易,因为现在已经出现一场针对中国学者的人才竞争,杰出的中国学者已经成为美国和许多国家争夺的对象,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商学院,也在吸引中国学者在海外访问以后回到中国,将他们了解的新的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商学院。因此,我们想到的一个做法是吸引有兴趣到欧洲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的中国学者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为他们提供奖学金,在他们的学习期间通过大量的互动讨论,增加相互的了解,并且这种讨论可能延伸到MBA班。总之,我们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学者和学生到我们学院,提高中国人在我们学院的参与度,希望我们的MBA班的教学内容当中有更多来自当代中国的新案例,使我们对中国的了解不会仅仅停留在西方学者写的古代中国学者的程度。
《21世纪》:以你的观察,中国学生有没有什么跟其他学生不同的地方,都有什么特点?
桑迪亚戈:我觉得首先是开放的心态。虽然确实还有人重复有关中国学生比较内向的老调,比如我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同行就会这样说,比如美国的同行会说中国学生的参与度比较低———不过我们也可以开玩笑说,美国学生的参与度有时候可能太高了,只想别人听他们说话。但我的观察是,在我们学院,中国学生在开放的心态这方面跟其他学生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他们对知识的渴求是非常明显的,吸收知识的速度也很快,他们还学西班牙语,进步很大。更重要的是,他们和其他学生
一样具有企业家精神,希望开创自己的公司,或者成为更高层的管理者,将自己的事业推向新的高度。他们的开放心态、对知识的渴求以及企业家精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文化上的冲突学生日后要加入的团队很可能带有文化多样性的特征,因此能不能跟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相处非常重要。
《21世纪》:你提到国际化的师生背景,这会不会引起文化上的冲突,或者说你有没有留意到这方面的例子?
桑迪亚戈:不错,之前已经提到我们学院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师生,但我们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并且,我们的老师在课堂上不是下命令的老板或经理,学生也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通过大量互动的手段,比如角色扮演和主动学习,学生必须广泛而深入地参与,才能最终完成课程。这就意味着教师的工作更接近乐队指挥,指挥课堂讨论。你说得很
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很可能发生一些冲突。但这恰好也是我们学院提供的学习过程的一个部分,因为一个人的眼光如果太狭窄,无论这里指的是关于人权、宗教、性别或其他话题,只能接受自己原有的看法,就很容易跟别人发生分歧,而我们的教育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大家学会跟来自不同背景的别人相处,并且合作取得成功。同时,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操行守则,就是确定一些基本原则,比如相互尊重,以及遵守普遍认同的规矩,让大家知道,如果发生分歧且不能取得一致,应该怎样做。这些原则能使我们的日子变得更好过一些。
事实上,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比如新学期开始的最初的两个月,你就会发现,学生们已经学会接受对方,以正确的方式对待分歧和参加讨论,因此他们在讨论价值观或其他跟文化背景有关的话题的时候,情况就跟讨论案例研究当中的财务状况没什么不同。与此同时,通过学习我们的课程,学生们很快也会意识到,在商界实践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怎样才能达成一致,作为一个团队拿出自己的决策,并且齐心协力付诸实践。而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日后你要加入的团队很可能就带有文化多样性的特征,因此,能不能跟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相处,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本领。
从商学院变成大学的计划从商学院建立大学的例子,把管理作为一个必要的核心组成部分融入其他专业的课程当中,此前还从未有过。
《21世纪》:说说你们学院的特点和以后的计划,比如最近还会到中国来吗?
桑迪亚戈:我们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商学院,希望维系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密切联系。说到未来的计划,最近就有一个计划即将变成现实,那就是在商学院的基础上建立一所大学,计划从今年10月开始,首先开设课程的是传媒学院和建筑学院。
这跟现在流行的模式完全相反,一般情况是先有大学,再有提供MBA课程的商学院,就像一家公司开办一家子公司一样。而我们是从商学院变成大学。我们希望我们的大学可以吸引大约80%的外国参与者,包括教师和学生,而在我们的大学,不管你选择哪个专业的学位课程,都会包括管理专业在内,因此,以建筑专业为例,学生毕业以后不仅应该成为建筑师,同时也是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为他们以后考虑选择攻读MBA奠定基础。管理知识其实非常重要,如果你认识建筑师朋友,你就会知道,他们可能是很好的技术人才或设计人才,但对管理却不在行。不过,建筑不是
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工作,不管是担当一个项目的主管还是自己开办公司,这个人除了懂得建筑,还要懂得管理。懂得如何分配工作,这也是我们考虑也许有必要以我们的管理知识为基础,以商学院为基础,拓展为一所大学的原因。说到底,管理是我们得以起步的资本,已经成为我们的DNA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我们的大学的毕业生也能将管理变成一种本能。
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这是一种创新做法,我们的强项在于管理,而不是其他专业,因此,我们也会跟许多其他专业的著名学院结为伙伴,比如我们的建筑学院已经跟欧洲最出色的几个建筑学院建立合作关系,他们通过提供师资、顾问和学习机会等多种方式,有助于我们确保自己的建筑学院也能拿出非常出色的课程。
《21世纪》:这样的做法在其他地方有过吗?
桑迪亚戈:将两个专业结合在一起的双学位课程是听说过的,就是类似建筑和管理双学位这样的安排。但说实话,从商学院建立大学的例子,把管理作为一个必要的核心组成部分融入其他专业的课程当中,这样的做法我就没听说过。我们也很好奇,想知道这样做可能引出怎样的下一步,大家会有什么反应,也许我们真是有点异想天开呢,不过,不管怎样,我们一定会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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