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四十
周祖谟(1914—1995),字燕孙；北京人。
音韵学为清代学术的核心,而有所谓考古、审音两派之分,前者重文献归纳,后者重音理拟测。自高本汉将历史语言学引入中土,传统音韵学乃为之变色,而向现代语言学转变。但在新起的中国语言学内部,仍隐然有两派对峙的重演:如王力、周祖谟、周法高,以本土语言文献为本位,可谓新考古派；如李方桂、张琨,以西洋语言学原理为本位,可谓新审音派。李方桂曾谓周氏“是典型的中国派语言学家,他对西方语言学毫无兴趣……他要写的东西总是关于《切韵》,关于汉语语言学”,由此可见周氏的取向,亦可见两派的分野。
周氏三十年代就读北大中文系,师从沈兼士、罗常培,二年级即发表论文《说文解字之传本》,其时北大遂有“前有丁声树,后有周祖谟”之说。毕业后考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京),有意追随赵元任、李方桂,以加强语言学及方言调查的训练；但未及一年,因母病北返侍奉,旋以抗战爆发,南北阻隔,只得滞留北平。因此他在研究方法上,遂错失亲近审音派的机缘,而终为考古派的代表。
周氏治学,始终以音韵学为重心,而兼及文字、训诂、文献方面；其中尤用力于古语言学文献的校理,为最显著的特色。其论文根柢扎实,多有创获,曾汇编为《汉语音韵论文集》,以后增补为《问学集》两册,台湾、日本皆有翻印,为当代引用率最高的汉语史著作之一。专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与罗常培合作)、《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对诗文用韵材料进行通盘清理,藉此重构上古音与中古音之间的历史缺环；《广韵校本(附校勘记)》、《尔雅校笺》、《方言校笺》、《释名校笺》皆为古汉语文献的最佳整理本；《唐五代韵书集成》集敦煌韵书之大观,比勘异同,考订源流,为中古音研究的基础性文献。此外尚有《洛阳伽蓝记校释》,亦远迈前贤,为古籍注释的高峰。
追溯上古音,须以中古音为初阶；构拟中古音,必以《切韵》为枢纽；而《切韵》的音系性质问题,又为语言学史上一大讼案,至今未有定论。周氏于此,六十年代有《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一文,在中外影响甚巨；张琨虽不尽认同其说,亦承认此文为“最札实详瞻”之作,以为可与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并列,为有关中古语音及《切韵》性质问题的两大经典。
1932年,周氏同时报考清华英语系及北大中文系。当时清华的国文试题包括对对子,题为“孙行者”,周氏对以“胡适之”,颇为出题的陈寅恪所赏。周氏为清华、北大同时录取,以学费原因而选择北大。据说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闻之,多次传言约请周氏一见,而周氏始终回避。以后周氏向旁人解释:胡先生道德文章为一代所宗,但与自己所学并非同一系统,骤然晋谒,有攀附之嫌,云云。然周氏以“胡博士”对“孙猴子”,已先有揶揄意味；又不愿低首拜谒,或于胡适不无轻蔑之心欤?
沦陷时期,周氏承陈垣聘任到辅仁大学讲授国文,得以勉强维持生计。当时他与辅仁同事余逊、柴德赓、启功三人关系密切,并时常到陈(垣)校长处请益,启功回忆:“不知是谁,偶尔在陈校长的书里发现一张夹着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四个人的名字,于是就出现了校长身边有‘四翰林’的说法,又戏称我们为‘南书房四行走’。这说明我们四个人名声还不坏,才给予这样的美称,要不然为什么不叫我们‘四人帮’呢?”
周妻余淑宜,余嘉锡为其岳父,余逊为其妻舅。则余公之婿,实远胜余公之子,今拟为丑郡马者,不过有意恶搞,聊供诸位看官一笑耳。
诗曰:汉唐音学费多时,北魏伽蓝理乱丝。滋味难言余季豫,东床佳婿胜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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