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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介入的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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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8年06月15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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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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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默
□在读博士,杭州
《自由派作家》至少为我们提供两种范本:作为文学研究方法之一的历史传记研究,以及关于艺术的介入之思。它展现了西班牙内战期间欧洲艺术家们的选择,以及他们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思考。而在此三十年前,巴黎的咖啡馆聚集着世界上最有天才的艺术家们,蒙马特尔与蒙帕那斯成为波希米亚一族流浪的圣地。他们使现代艺术在二十世纪初成为令人迷惑的,乃至令人暴跳如雷的:毕加索,阿波利奈尔,桑德拉尔——三十年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徘徊,佛朗哥的叛乱点燃西班牙内战战火；与此同时,新生社会主义苏联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首次实践,对一些人意味着希望与解放,对另一些人则意味着恐惧与幻灭。艺术不再是咖啡馆里的文化,她来到战场,介入政治,在硝烟弥漫中或前进或后退,或生存或死亡。
对于亨利·米勒与他的情人阿娜伊斯·宁来说,西班牙烽火四起,但是很遥远,“介入是一种愚蠢行为,自由是严格私密的事,不可能由集体来保卫。”而马尔罗,这位因文物盗窃臭名远扬的作家抵达巴塞罗那,决定以一己之力支援受法西斯攻击的共和国,亲手创建第一支航空纵队。乔治·奥威尔同样来到战火纷飞的西班牙,与马尔罗、海明威一样,为另一个国家的自由而战。如果不是因为苏联老大哥的参与,他们会是同一条道路的战友。介入不是容易的,自由的追求吹响时代的号角,他们进入人生的角斗场,全身而退已无可能,一往无前时才发现,政治场与文化场全然不同,战壕里不仅有牺牲,还有虱子,甚至同志的明枪暗箭。
“国家不幸诗家兴,赋到沧桑句便工”,政治动荡对诗性文化意义巨大。无论是亨利·米勒以个人自由对抗政治介入,还是阿娜伊斯·宁对政治“太丑”、“太虚假”的认知,都无法构成回避介入之责的合理解释。然而,对艺术介入的强调,又极易落入“艺术工具论”的窠臼:理想状态下的政治诉求,与实际政治操作中的利益博弈,往往构成拉扯艺术家们的致命罗网,如何身在其中又能保持独立的批判姿态,如何在现实的不完满中维护对真理的诉求,在事实上导致了马尔罗们与奥威尔们的分歧冲突,也是纪德作为知识分子良心的纠结所在。
面对斯大林向西班牙输入的清洗政策,马尔罗选择对巴塞罗那的五月战斗,对马统共产党员的被消灭闭口不谈,对他来说,莫斯科审判案不贬低共产主义的价值,正如宗教裁判所没有损害基督教的尊严。奥威尔对此感到困惑,并最终断定西班牙战争首先是一场政治战争,不仅是对法西斯的,更是共产主义内部的派系混战。在他看来,由斯大林政权支持的西共会是一个好榜样,前提是只限于纸上谈兵,而他们的实际行动使人们很难相信他们是出于真正的信仰才这么做。访苏归来的纪德同样感受到苏联梦的破灭,海明威更是因为对苏联的好感差点揍了自己的好朋友,尽管多年以后他对此无比悔恨。
艺术变革者与政治变革者总能在某些时期携手并进已成为常识,这既体现了艺术必有的政治关怀,也说明了政治实践的审美需要。在圣西门看来,新社会的实现有赖于先锋艺术家们的创造性想像的协助,从而为革命实践注入感性冲动。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法国,先锋一词已开始用于指称一群新近艺术家,他们将针对社会形式的批判精神转移至艺术形式的领域,构成审美现代性的发轫力量。推翻羁束与压迫,实现人类的自由,是政治先行者与艺术先锋派的共同渴盼,也是艺术介入的最初动力。
而圣西门对艺术家的要求也预示了二者今后的分道扬镳:艺术应该服从于政治革命者的需要。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将形成或有分歧,“服从革命者的需要”一方面挑战了艺术的自律性,也造成了艺术在派系分歧中的尴尬局面,迫使艺术对政治的叛逃。这解释了以布勒东为首的超现实主义者们内部的分裂。在《自由派作家们》的记叙中,布勒东在蒙帕那斯大道上看到了一个戴鸭舌帽的长发男人,他走过去,施以几个耳光之后扬长而去。被打的人是伊利亚·爱伦堡,苏维埃文化在欧洲的代言人。他懵了,回家,拨通电话,电话的那端是布勒东的艺术盟友,阿拉贡。后者决定支持爱伦堡曾经以及将来对超现实主义者的批判——那些对布勒东的道德指责。
爱伦堡对布勒东等人的不满符合他作为一名坚定苏联战士的形象。对于苏联的事业来说,艺术之宣传作用的发挥必须求助于最传统的、图示化的甚至是简单化的话语形式,并且宣传者本人应是无可挑剔的道德楷模。而艺术先锋者感兴趣的是推翻所有的艺术形式传统,享受探索先前被禁止涉足的全新创造领域的那种激动人心的自由。曾经的同盟在此时松开紧握的双手,彼此狐疑地打量对方。在马尔罗看来,统一的步伐是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保障,在奥威尔看来,过程的正义性大于一切,在纪德看来,整齐划一的宣传塑构是对人性的犯罪。
当艺术选择介入的形式与政治并肩而战时,乃是基于共同的伦理诉求:自由。法兰克福学派批评家马尔库塞指出:艺术与革命的联结点,存在于审美之维上。在艺术实践中,艺术与政治的互动呈现为“政治维度总是附属于另一个审美的维度,这个维度反过来又具有政治价值。”而对审美之维的理解可借助维特根斯坦的一句箴言:伦理学与美学是同一回事。这也是对康德关于“美是道德善的象征”之回应。
艺术介入基于其审美之维的元政治关怀,而元政治的根本诉求在于其伦理维度。在此意义上,艺术的终极目标乃是个体的自由和幸福,这也是一切政治活动最根本的道义前提。但政治学所考察的政治贯穿着权力关系的变动制衡,往往表现出超越了诗性关怀的对利害进行权衡计算的党派政治。这构成艺术介入之困境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这既不能成为艺术回避现实政治的借口,也不应成为艺术沦为宣传工具的托辞。真正的艺术必然导向对自由与善的伦理祈求,而作为正义的政治也应当以其超越身份、种族、性别的普遍利益为依归,应是对“至善”原则的坚守与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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