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冲破禁忌,走向开放 |
|
|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8年06月15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
|
作者：
|
|
|
□朱其
画家袁运生在1979年10月,与张仃、袁运浦等人为北京机场创作一幅巨型壁画《泼水节》,其中三个傣家女孩被处理成了“裸体”。尽管刚复出的邓小平也赞同此件作品,但随后袁运生还是受到了政治压力。尽管当时的舆论多数倾向于这一开放性的艺术事件不要夭折,但这个事件闹到文化领导高层,变成了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象征事件。
最终,袁运生的三个傣家裸女的墙壁前,被用三合板做了一个假墙遮挡了事。袁运生一直幻想的由此开始的中国壁画运动就此偃旗息鼓。几年后,苦闷的袁运生远走美国。直到九十年代后回国,北京机场整修,几个工人未经批准就将假墙随意拆了,让袁运生感慨不已,这个当年差点变成一场政治风波的“裸体”事件,而今就像工人拆除违章建筑一样简单。
实际上,在袁运生画好壁画的几个月以后,80后一代出生了。这个事件如今对他们来说像一个天方夜谭,这一代人要在网上找张裸体或人体摄影图片,比买方便面还容易。而在七十年代末,看裸体图片是道德堕落的一个表现。
从今天的角度看,袁运生的壁画只是一件很普通的作品,甚至从裸体形象看,《泼水节》的画面是一种装饰主义的写意风格,就像一个裸体的“马赛克”版。这个作品即使在当时的美术学院,也不算一个很前卫的举动,因为美院已经开始有裸体模特写生,美院学生对人体并不是很陌生。
但这个事件涉及到“文革”结束后的一个艺术禁忌的公共展示问题。性禁忌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的专制文化,它成为一种垄断权力的标志。中国社会在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性意识一度逐渐在这个古老的国家开始获得开放,而性形象的公开展示,经过刘海粟的裸体模特事件,终于为中国公众接受。但从1949年至“文革”后的七十年代后期,社会治理退回到了一种清教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
而在建国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性文化的禁忌是培养一个没有可能受到性暗示和性激发的清教革命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为了保证一个普通人成为只听从革命指令和意识形态的革命群众,而没有可能从一种个人性角度听从自己内心的欲望和性冲动的暗示。
从19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重新肯定个人利益和个人主义的主体性,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给予个人性一个空间。在社会公共理想和整体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利益以及个人性欲望是完全正当的。
袁运生也许只是从一个画家朴素的艺术理想以及执着的艺术精神出发,顶着压力创作了中国重新走向开放社会的早期的裸体文化,但没有想到他的行为成为了改革三十年的第一个“裸体”事件。裸体本身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但是当裸体的社会管制被视作一个统治手段时,“裸体”就成为一个“剥去衣服”对社会艰难的挑战,这个身体开始可以以一个单纯的意念去表现和观看了。
事实上,过去三十年对袁运生的机场壁画事件的公共评价,一直忽视了从艺术史角度对绘画的意识形态进行研究。从五十年代后期反右一直到七十年代末,中国绘画在艺术为人民和为革命的名义下,真正具有创作想象和活力的部分倒是边疆少数民族题材的绘画。在极左的文化专制主义环境,只有边疆少数民族题材还不太受意识形态干涉,这就为画家保存了一个最后的人性表现和个人发挥的空间。袁运生的个人勇气可能也有这种边疆绘画即使在文化专制时期还能享受一些艺术自由“特权”的潜意识鼓励,但他没有想到这成为一次改革风向标争夺战的导火线。
今天,尽管中国至今还没有开放裸体浴场等项目,但是性已经不是一个禁忌,至少它清除了关于性的意识禁忌。以至于十几年后,几个做装修的工人都可以轻易拆除横在它面前的隔离墙,不需要经过谁批准。
这就像是一个改革三十年的隐喻事件。权力体为了获得、巩固和维护权力,给一个社会制造了禁忌,并威胁如果解除禁忌,它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危害。实际上,改革三十年就是为恢复被禁锢的自由的一个挑战过程,尽管付出了一代代人的青春岁月。
没有什么是不能挑战的,有时候并不是被挑战的禁忌那么强大,而是我们认为它不可挑战。袁运生的壁画封杀墙最终被像扔废品一样轻易搬走,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局。
朱其 独立策展人,艺术批评家。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