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书识小
乔纳森
复译,一直是翻译界吵得最激烈的几个议题之一。《红与黑》的二十几个中译本,令法文专家们挠破头皮。许钧先生写过一篇题为《是复译还是抄译?》的批评文字,文中提出:“一个具有高尚的译德、有着自己艺术追求的译家,对前译的态度往往是坦荡的,他既要虚心吸收别人的长处,又要凭藉自己的修养与努力,使译著臻于完美。”这一席话,我很赞同。许先生谈的主要还是文学作品的复译,至于社会科学著作的复译,由于文学色彩相对淡薄,译者的发挥空间更小,复译的功用似乎更应该体现在纠正原有译本的疏失上面。目前,复译书大量出版,而多数复译者对原有译本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不加理睬,不管之前有几个译本,一概不看,顶多说声“遗憾”；二是翻译完了,得知有旧译本,找来一看,嗤之以鼻；第三种,借用许钧先生的提法,就是“抄译”,取其精华,更其字句,据为己有。
不过,复译与原有译本的关系并不总是一目了然的,最近我将新的《约翰·穆勒自传》(郑晓岚、陈宝国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与旧的《约翰·穆勒自传》(吴良健、吴衡康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2月第一版)对照之后,对此感受更加深刻。既不能说新译本全面超越了旧译本,因此可以取代旧译本,也不能说新译本完全不如旧译本,因此只是一种多余劳动。不但在是否超越的问题上,我们下不了断论,就连在新译本对旧译本的继承问题上,也很难一言以蔽之,因为新译本与旧译本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债务关系。
举个例子,新译本第5页上有一句:“那时我已经读了许多希腊散文家的著作,我记得其中有……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和《回忆苏格拉底》……”这里的翻译是正确的。再看旧译本,对应的译文是“那时我读了不少希腊作家的散文,记得其中有……色诺芬的《对话集》和苏格拉底的《回忆录》”,显然错了。这是新译本优于旧译本的地方。可是,再看一个例子,新译本第36页上有“早在我跟父亲阅读色诺芬的《大事记》时,这本书和父亲的评论使我对苏格拉底的性格产生了深深的敬仰”,此处所谓“《大事记》”,原文为Memorabilia,其实就是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新译本之前对了一次,这里又错了。错,没什么稀奇,关键是,旧译本里此处也译为《大事记》,世间的事情恐怕没这么巧的。这个例子,以及其他许多无法在此一一列举的例子,证明新译本是参考过旧译本的,而且把不少错讹也“参考”进去了。
尽管如此,可假若新译本将旧译本的精华全部保留,并对之稍加补葺,那么,是不是新译本就至少可以取代旧译本了呢?像前面提到过的那样,不能!且不说旧译本文字儒雅,比新译本更具十九世纪的学者韵味,也不管旧译本的排版差错更少,单从译文正误的标准来看,新译本居然还出现了一些旧译本没有犯过的错误,这实在是不应该的。试举一例,新译本第5页,“至于语法,直到若干年后,我才学会了名词和动词的词形变化”,而旧译本是“至于语法,在几年之后学会的仅仅是名词和动词的字形变化。”原文为:Of grammar,until some years later,I learnt no more than the inflexions of the nouns and verbs。显然,旧译本的译法是对的,原文强调的是小穆勒的语法知识在很长时间里是相当有限的,而不是说花了几年工夫才学会名词、动词的变化。假如新译本的译者照抄旧译本,便不会有此疏失。
暂不管在某些地方新译本是否只是从旧译本照抄过来、稍更字句而已,只要两个版本在这些地方都译错了,那就意味着,现有译本是不完善的,是无法百分之百给予信赖的；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难过。最后,举个这样的“双误”例证。新译本第31页:“他把武断的无神论看成是荒唐的,正如大多数被世人视为是无神论的人也把神看成是荒诞的那样。”旧译本相应的部分是:“他把武断的无神论看成是荒诞的,正像大多数被世人认为是无神论者的人也把神看成是荒诞的一样。”此句原文为:for dogmatic atheism he looked upon as absurd;as most of those,whom the world has considered Atheists,have always done。后半句的意思是,大多数被人视为无神论者的人实际上也把教条的无神论看做是荒唐的,“他”(指穆勒的父亲)也是如此。旧译本属于“增字解经”,讲的不是原文的意思；事实上,“大多数被人视为无神论者的人实际上也把教条的无神论看做是荒唐的”这个道理,也许就相当于“大多数被人视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实际上也把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看做是荒唐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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