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定
重温鲁迅先生的《读书杂感》,觉得读书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旁征博引、韦编三绝、挑灯夜读,那辛苦自不待言,而读什么书,用现在的说法,是哪些书“必读”,哪些书“不必读”,做得很好也不容易。
鲁迅先生说读书无非两种,一种是职业读书,一种是嗜好读书。职业读书指的是课文,考分、升学、混饭吃,关乎衣食,人人都绕不开它,再枯燥再苦痛再乏味,也不能不读。实在与木匠磨斧头、裁缝理针线无异。而嗜好读书就很轻松很自由,芳菲三月,抱一本名著,沏一壶茶,埋头去读,不忧衣食,不求功名富贵,实在是风雅不过的事情,或者上课时并不看课桌上的课本,而是低着头津津有味地读着摆在膝上的《水浒》、《红楼梦》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那结果,当然不会很轻松,学分学位就要大打折扣了。
同样一本书,是“必读”还是“不必读”,那标准是因人因时而异的。授课老师当然认为他教的课文是最重要的,是必读的,而其他的闲书是不足道的,也是不必读的了。我的孩子放学从老师那儿领来的作业,竟是将一道数学公式抄写四百遍,加上其他作业,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才能做完。就是在家里,他喜欢读的书,也成了“不必读”、“不准读”了。
书店那五花八门的“指南”、“密卷”、“大纲”、“模拟题”,堆积成好几座大山,我想,要是让孩子在这些在大山之间攀爬跋涉,再加上不要命地抄公式,长大以后,即使学成,也只能在平庸的人们面前搬弄一些所学得的平庸的知识,终究踏不进人生,成不了人物。我们辛苦辗转,总不希望孩子将来成为这种平庸的“复读机”。
而书商却看出了这里面有“卖点”,有家出版社,出了“必读”书之后,又推出“不必读书目”,那些“不必读”,据说是囫囵“摘抄”他人作品中的一些章节,支离破碎,拼凑而成,结果也是堆积如山。是真正关心、指导学生还是让学生不停地掏腰包?从购者寥寥可以看出,上当的并不多。
身为出版家,每天守望书林,而自己的文字,却“不敢混迹书林”,出书自掏腰包,“用以赠友而已”的弘征先生,还有钟叔河先生,编审,学问家,出版家,他的老伴朱纯出了一本《悲欣小集》,竟然也是自印本,只印了三百本,且编上号码,寄赠亲友,还特别注明“系非卖品”,这是靠山而不吃山的楷模,值得致以三鞠躬。当然还有,恕我孤陋寡闻,不能开列长长的名单,像开列“必读书”的书单一样,我相信还有,也很多的。但关键还是“大酱缸不生蛆”。靠山养山,多植树,或者“退耕还林”,净化环境,保护“生态”,而不是“伐木丁丁”,搞得书山草盛树苗稀。
古人说得好:着墨纸上,谈何容易。书编写出来,要广为流传,要影响很多人,的确不等同于唱一首歌演一个角色。演一个角色,唱过一首歌,能否又写(自撰或代撰)一本书呢?我想谁也不会说不。书并没有规定谁能写谁不能写,上至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都可以写。作家不也就是写得多了,才成家的?但世界上的事情,往往越是没有定则越不好弄,所以说“谈何容易”。不难在写,而难在好。要拼凑一本书,罗列材料、搜集照片,几天就可以搞好,萝卜快了不洗泥,这样的“快手”相当多。明星写书、少女写书、胸口写书、身体写书、签名卖书……“盛况”如何?有个所谓“名人书画(按:不是书画名人)拍卖会”,有的字画几百元也卖不出去,只好宣布全部流标。竞买人说的好:“书画作品有没有价值,要看作品本身,而非作者的‘名气’,或者说他们碰过的、摸过的东西也都有‘含金量’,业余水平怎么着也还是业余水平。”看来举办者崇名意识有些错位,结果导致拍卖流标。绘画如此,出书亦莫能外。让明星去写她的袜子梳子,离婚结婚,父母婆姨,鸡零狗碎,东抄西拼……那结果,恐怕比弄书画更糟糕,即使给评个什么大奖之类,也是无济于事的。
“作家之名颇美,惜不自量,曾以为不妨滥竽其列,近来稍稍醒悟,已羞言之。况脑里并无思想,寓中亦并无书斋；‘夫人及公子’,更与文坛无涉”(鲁迅《致陶亢德》),“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作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鲁迅《致季霁野》)迅翁这些话,是一面镜子,我们不妨拿来照照自己的尊容。
——“弱水三千取一瓢饮”。古人提出汉以后文不必读,唐以后诗不必读,明以后字(书法)不必看,是说择益而读,择善而读,不是没有道理。图书馆毕竟不同于游戏厅,读书也不是看万花筒。对于读书,我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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