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16日,高文华不得不冒着早春的寒冷,领着老婆,抱着孩子,抱着“撞大运”的想法,再次风尘仆仆地来到首都北京,向司法界的几个最高行政机关递送申诉检举材料,几经周折却无结果。
走投无路的高文华,最终不得不通过熟人,找到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当他们把这一年来的凄惨遭遇、到北京告状无门的情况说明后,那位人大代表被激怒了。他很明确地表示:3月5日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在这次大会之前,一定把这个案件到辽宁咨询一下,以促进这件案子的解决。还好,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阴。很快,这起案件受到了全国人大的高度关注。2005年3月12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信访简报第101期,以群众反映个别公安干警办案中存在问题为题,转发了辽宁省阜新市人大代表、阜新市华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文华的来信反映。2005年3月6日,全国青联委员孙萍,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以“关于整肃部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利用公权力欺压百姓、建立健全民主与法制”为题,提出了第4070号提案。
2005年5月18日,抚顺市望花区检察院向高文华传达了不起诉决定书,宣告他无罪。同一天,《中国青年报》在冰点周刊上,以《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为题,以一个整版刊登了该报记者刘万永写的报道,揭开王亚忱巧取豪夺高文华亿万财产的经过。
继而,《中国青年报》又在第二篇文章中,开始剥开那个人们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隐形董事长”王晓军的神秘外衣。他究竟是哪国公民?王亚忱一直声称自己的儿子王晓军是南非公民,可在公安机关的调查记录中,却显示他在近期出国时使用的均是中国护照。
七、政绩真相——市委书记的“政治遗产”
王亚忱当人大常委会主任时,是他人生中最得意、最轻松的一段时光——他曾被阜新人大工作人员称为“王青天”。可一位老工人曾给他编了几句顺口溜:王亚忱,像夕阳,红自己,名声响,忘了人民忘了党。为此,我特别注意《中国法制》(后经查是非法出版物)最后那篇为他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文章中,那位记者曾恭请王亚忱谈谈人大工作的经验。他一改昔日大手一挥,振振有词的姿态,很概念很笼统地说:“担任人大主任以后,我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发扬人民民主、依法治国、防腐倡廉极其重要的制度。人大常委会肩负着十分重要的使命,所以在任期间为阜新市法制建设也做了不少工作。我和人大工作的老领导们,共同推行了人大常委会吸收部分人大代表和有要求的人大代表,定期面对面地评议政府领导和政府公检法部门领导的制度。”
而我在阜新市走访了解到的却是,他63岁出任阜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知道这是他干部生涯最后一站,不知为什么,他在主持人大工作期间,最突出的政绩,不是在法制建设上,而是在人事上——人大代表一半多是企业家,其中,包括有血案的民营企业家。我不知道这样的人,能不能代表人民?在机关建设上,他竟在市委、市政府的许多干部,没有解决房子和车的情况下——利用自己当过市长、书记的余威及在党政机关经营十多年的丰厚人脉资源,大手一挥公事公办,为市人大从牙齿武装到脚底下,可以说彻底“鸟枪换炮”了,也可以说前无古人地把历史欠人大的陈账全还了——他给人大领导干部的桑塔纳,换了一批超标的好车；给人大所有中下层干部解决了住房；最后倒出的房子,连人大机关的司机都解决了。当然,他还把许多干部的级别问题,都按其想法一一解决了。因此,他的举动惹得人大常委会一片赞扬,被人们称为最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大常委会主任。那一刻,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么干潜意识里是大权旁落后的失落呢,还是船到码头车到站的顽强表现?现在看来只有鬼知道。
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当人大常委会主任时,已经没有丝毫后顾之忧了,他家除了住着国家配给的一栋小楼,配备的公务车外,自己还有两台丰田佳美、一台丰田吉普、一台美国别克,一辆奔驰500。他儿成双女成对。用他自己的话说大儿子、大女儿在外国经商,经济上非常富有；二女儿、二儿子都在阜新公安局,一个是管治安的副局长,一个是管治安的副支队长。可谓有权有钱安然无恙。他完全可以充分享受人生。然而,他回家就得病了,病得很奇怪——那就是闲得难受。为此,王亚忱曾大言不惭地解释说:“作为一个老党员,在岗位上忙忙碌碌惯了,刚刚离休时,还真是不适应那种清闲的生活。离休后,一心想用自己多年的经济工作经验,再为国家作点贡献。阜新市是一个地级城市,但经贸发展缓慢,尤其是在经贸市场方面,缺少一个具有综合功能的商贸城,这便是我打算建商贸城的初衷。我们夫妻俩都是国家离休干部,工资待遇都不低,离休后,当地政府对我们也不错,但我还是想干点什么,想发挥余热,把我的想法付诸实施。可我决不是为了挣钱,为了这件事,我曾多次在干部会上讲过。如果这个公司将来有了利润,我会把我应得的那份捐赠给慈善事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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