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中共中央接管了30多家钢铁企业,直到1987年,鞍钢等5家钢企引入外资,10年后,民营钢企开始大量涌现,三种资本力量开始同台唱戏。但最近钢铁业国进民退、力拓事件、通钢惨案的集中发生,凸现了国资、外资和民资这三种资本的激烈博弈
□本报记者张华
55岁的张晓刚多少有些尴尬,他执掌鞍钢集团两年,中国钢铁业便经历了一次大俯冲。人们想起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那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2009年7月9日鞍钢开工60周年庆典上,这位鞍钢党委书记、总经理豪情不减,回顾了鞍钢60年来的发展历程、成果和经验,并宣称下一步的目标是6年内年产钢进入世界钢铁业前10位。
这一天,鞍钢的股价(A股)涨了一分钱,不过与鞍钢上半年巨亏15亿元人民币相比,这也算是“周年献礼”了。要知道,鞍钢2008年大赚近60亿元。
共和国60年中几多沉浮,无论是1952年中共中央做出《集中全国力量,首先建设鞍钢》的决定,还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时期“赶英超美”“以钢为纲”的口号,以及“文革”期间中国钢产量随政治斗争“蹦极”的戏剧性,人们回忆起这些往事时,缅怀历史的情愫远超过了对钢铁业本身的再审视。
尽管中国的钢产量的倍增速度令全球震惊———1949年不足16万吨,1979年超过3000万吨,而2008年突破了5亿吨,60年间从不足世界钢产量的千分之一到占到四成江山,但“世界第一产钢大国”背后的隐忧却与日俱增,2009年国务院发布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直陈“钢铁行业长期粗放式发展积累的矛盾日益突出”,首要问题即盲目投资严重,产能过剩。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于6月中旬至7月初,半个月的时间内到河北、山东、山西等钢铁企业调研,指出必须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兼并重组。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就在张晓刚深情回顾鞍钢60年历史时的同一天,上海国安局对“力拓间谍门”事件正式表态:胡士泰等力拓驻上海办事处人员2009年以来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了中国国家秘密。5天后,坊间传出事件涉及多家钢企高管,包括首钢、宝钢、莱钢、济钢,以及鞍钢；鞍钢紧急辟谣……
力拓事件给中国钢铁业泼了一盆冷水,它让人想起“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坊间俗语———尽管很少人真正感受到了揶揄和嘲弄。中国企业总是在产能上你追我赶,却在整个产业链的建构和话语权的争夺中步履蹒跚且日益分化。
虽然8月17日中钢协与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供应商FMG签订了降价35％的半年期协议(降幅比力拓给日韩钢企的降幅要优惠两个点),但要知道FMG的第二大股东即为中国的华菱集团,而中方接受了FMG提出的在中国巨额融资的附加条件。
少赚4000万元美元换取60亿美元的融资,难怪FMG首席执行官安德鲁·福斯特不断秀着自己中国心以示“投桃报李”。
形成对比的是,从1981年鞍钢利用澳大利亚的资金与技术对车间进行改造至今28年的时间当中,中国钢铁业从来没有走出对外资参股左右为难的窘境。虽然中钢协始终是一副强硬无比的姿态,强调“要严格控制外资进入中国钢铁企业”,但它揣摩不透、也无法支配地方政府的意愿,于是安赛乐满心欢喜地进入了山东,米塔尔兴高采烈地进入了湖南。
其实外资从来不是洪水猛兽。但很多时候却被鲜明地标注为“异己”。而为走出各自为政的怪圈,同时借鉴日本、韩国、欧美诸钢铁强国地位在上个世纪的几次并购浪潮中得以确立,新日钢、浦项、米塔尔等钢铁巨头在此间诞生的经验,向来有着“西学中用”习惯的中国钢铁业最近几年开始提高产业集中度。
官方的规划是,到2011年,中国形成宝钢、鞍钢、武钢等几个年产量在5000万吨以上的大型钢铁集团。
一项事物一旦得到最高指示和支持,便会出现井喷现象,这是中国特色。向来被称为“工业经济脊梁”的钢铁业在新一轮的重组号角下几乎提出了和奥运会一样的口号:更快、更高、更强。鞍钢重组凌钢、宝钢重组广钢韶钢和宁钢,河北钢铁集团与山东钢铁集团相继挂牌等,无一不进行得如火如荼,它同时又像是一场军备竞赛———宝钢提出2012年实现8000万吨产能的目标,鞍钢亦不甘示弱,称无期规模也将达到8000万吨,河北钢铁则欣喜于产能超过了宝钢从而坐上了“头把交椅”。
有人质疑,这种新型大跃进式的抱团就一定能驱除钢铁企业的心魔吗?
未曾料到民营钢铁企业成为了最先在新一轮钢铁业重组大潮中最先倒下的“异己”。宁波钢铁的民营股东复兴集团和建龙集团将所持股权转让给了宝钢,郭广昌和张志祥挥手离开,不带走一片云彩。
人们想起当年张之洞当年办汉阳铁厂时的情景,西方人彼时称之为“中国觉醒”的标志。但最后不得不改为官督商办,并向洋行借款。110年过去了,中国钢铁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过,不同资本力量之间的博弈从未消减过；当然,最后胜出的,一定是国有资本。
山东钢铁集团没有宝钢那么幸运。它从2008年初开始收编山东最大民营钢企日照钢铁的大计,一波三折,频频遭遇日照钢铁掌门人杜双华展开多层次的“反狙击”,甚为光火。
滑稽的是,收购战甚至“成就”了杜双华,一方面,他在2008年10月不得已选择“割肉”,最短时间内消化高价矿,避免了未来更为猛烈的业绩亏损,另一方面,他另寻怆途,通过资本市场自卫成功———2009年5月19日,香港上市公司开源控股通过了以52亿元港元收购日照钢铁部分资产的决议－－杜双华完全变被动成为了主动。
与鞍钢类似,山东钢铁今年上半年巨亏近13亿元,而日照钢铁盈利超过5亿元,这种反差为人们质疑“国退民进”缺乏章法增加了筹码,山东钢铁无奈回应道,不能以盈亏论英雄。而这句话中的潜台词更让人心生联想和颤栗。
山西最大的民营钢企海鑫钢铁同样被太钢集团盯上了。不过与杜双华凌厉的反击相比,李兆会家族则要温和得多,一边是“来者均可谈”,一边是“我自向天笑”。
纽约大学教授威廉·鲍莫尔在《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中比较了国家导向型、寡头型、大企业型、企业家型等四种资本主义形式的利与弊,显而易见,第四种形式正从我国钢铁行业消减甚至逃遁,随之而来的是高昂的扯皮成本。
几乎与鞍钢60年庆典同时,东北另一家钢企———通化钢铁(通钢)的后院“起火”了。因不满建龙钢铁参与重组,双方矛盾不断激化,半个月后达到顶峰,通钢总经理陈国君遭群殴致死,当天晚上,吉林省国资委宣布建龙集团退出通钢重组,群众抗议方始结束。
其实重组通钢者差一点就花落鞍钢,不过因为鞍钢与吉林国资委最终无法达到一致,最后牵上了建龙集团的手,并成为了陈国君宿命的发端。不过,这似乎并不意味着如果当初鞍钢参与重组就万事大吉———与其说陈国君是民营钢企参与国企改制的牺牲品,不如说是社会各利益群体在矛盾长期积压和对峙下集中爆发后的一个倒霉蛋。
不到一个月后,几乎同样的事件在河南上演,因工人不满河南凤宝钢铁参与改制,河南林州钢铁发生工人大规模围堵事件,濮阳市国资委一位副主任被困4天。
国进民退、力拓事件、通钢惨案的集中发生,不但把中国钢铁业的腐烂棉絮掏了出来,还将其中强势利益者见风使舵的劣根性暴露无遗。60年钢铁断代史,是中国资源性行业三资博弈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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