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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五一做局普尔斯马特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5-03-28 15:24:38
 本报记者 茅以宁 北京报道
这家在短短7年中，开出41家大卖场，赢得60亿销售额的零售连锁企业，其兴也勃，其亡也速。
“我们发展速度是最快的。首先，有我们自身的原因。最多的一天，我桌上有200个合同，请我去开店，很多地方把房子盖好了，开出各种优惠条件，邀请我们。其次，国内企业发展的关键是钱的问题，资金短缺是瓶颈。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就能快速发展。”2004年5月，面对记者刘五一踌躇满志。
才过半年，刘五一便不见了，留下了无数失望的供货商，和一盘散沙、亟待清盘的普尔斯马特。
布局
刘五一就是整个快速扩张而又迅速堕落的普马帝国的幕后掌控者。
刘五一为人极其低调，傲慢。即使在普马的首要战略重心———西南重镇，据说从来也没有任何合作方能见到其人，即使他电话打过来，上面的号码也是做了保密处理的，无法显示。
“你不可能查到我们老总的背景。用google去搜，只能出现两个关于刘五一的链接，这还不是我们的老总。”2004年4月，一直负责与记者打交道的普马市场经理郑为民断言。
四个月后，似乎是普马即将出事的前奏，曾与刘走得很近的郑，突然移民澳洲，从此便悄无声息。
据记者查证，北京市工商局登记的刘五一的身份证显示，刘五一：出生于1953年5月1日，住北京市东城区。其他文件显示，1993年之前刘五一的履历平淡无奇。1978年至1986年，刘五一任职于北京海宇实业有限公司，其后，1987年至1993年在北京地铁局工作。但是，1994年是一个转折点，刘五一注册组建诺衡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亿元，刘出任法定代表人。1996年9月24日，刘成为北京普尔斯马特会员购物集团董事长。
不过，随后的采访，刘亲口否认了上述事实。
2004年年中，经过多次努力，刘五一终于同意接受本报记者，但是，作为交换条件，半年之内，记者不得向外界透露任何关于他本人的消息———当时的刘非常乐观，他扬言，半年之后，普尔斯马特面临的一切问题将烟消云散———“很多公司都对我们很感兴趣，有意合作。”
2004年5月，在北京学清路普尔斯马特总店旁的一座四层白色小楼上，记者在其宽大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刘本人。
刘看上去是一位典型的北方中年男子，花衬衣，短发，中等个头，身体略微有些发福，最显眼的是左手腕的一串佛珠和胸前挂着粗大的金项链。刘容易激动，偶有粗话，但口才极佳，条理清楚。记者留心到，穿过办公室内的一个小门后面有三个蒲团和供参拜的佛像。
刘似乎把物质生活看得很淡。后来一次约见记者共进午餐，他只要了一份面条，外加一小盘黄瓜。“你随便点，我平时就吃这些东西，我从不认为钱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他三两口就扒完了一碗面条。
刘告诉记者，他本人出生于军队大院，行伍16年，从宣传干事做起，后来看淡世事，转身战于商场。“我只对商业感兴趣。我是做宣传出身，也吃过这里面的苦头。所以，我日后从商，对下面说得最多的就是，一定要做实事，不许对外宣传，普尔斯马特越低调越好。”
对于如何获取第一桶金，刘不愿多谈，只说是商贸起家。实事上，据刘的身边人透露，刘本人的另一个身份是墨西哥科罗娜啤酒的中国总代理，此项进账不菲，“每年纳税款即在5000万左右。”
刘投身于零售业的大卖场，自称是出于一种战略考虑。“很早以前，一位零售行业的国际巨头问我，你认为中国零售业的未来是属于谁的？沃尔玛？家乐福？我马上回答，全世界的零售业都是属于本民族的企业，无论是日本，还是德国，或者法国，中国这样的大国，也会是这样。”刘说。
“零售是国家的命脉，现金流极大，对下游厂商具有控制权，而零售业的制高点，技术最复杂，管理最先进的就是一万平米以上规模的专业大卖场。”刘说，“我讲究专注，必须专心地做这件事，而且毫不客气地说，我已经是国内做得最好的。”
刘抱怨，几年来，他一直在往大卖场里面贴钱。“钱从左口袋源源不断搬到右口袋，去填那个无底洞。”
“我相信的是快鱼吃慢鱼，但做大是有风险的，钱就跟不上。我们一直在努力做大，但是你们(新闻界)一直在给我们找麻烦。我们当然有自己的问题，比方管理就很欠缺，可是遭遇宏观调控，民营企业发展靠的就是钱，比方现在银行把我们的现金都抽走了，外部不诚信，我们就很难做。”
2004年初的普马，已现出败落的端倪。刘认为记者“不负责任的报道”(登于2004年1月20日本报的《167起官司笼罩下的普尔斯马特》)，给他带来了大麻烦。
“贵州工行来看了我们卖场，觉得很好，要给我们一笔3000万的贷款，结果立刻就收回去了。然后，连锁反应就开始了。其实，我们遭遇的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采购黑洞、会计漏洞，欠的款项也大多很小。”
刘说，国家宏观调控对普马影响很大。“现金被银行收走了，零售业没有现金怎么行？”刘说。
刘甚至想到了民间借贷。“不行，太可怕了。在西南，一亿资金的借贷，一个月要付100万的利息。”他抱怨。
迷局
事实上，刘不能解释很多东西，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像是在精心做一个“局”。
对于普马的调查，精明业界的嗅觉远远早于新闻界，但依旧反映“看不懂”这个公司。
质疑首先来自普马在全国各地，“请”普马去开店的合作伙伴们。
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陈律师告诉记者，他受雇于普马一家地方上的合作伙伴———他们像很多“土老冒”公司一样，曾以为普马是一家很有名气、完全值得信任的“世界500强”。
长达三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陈对普马进行了极其周密的调查，初步结论：“这是一家疑点重重的公司，极有可能是骗子公司。”不过，真正的结果如何，他坦承“可能没人能知道”。
首先，他认为，普尔斯马特在各地签订的合作合同，一看便知道是出自“极富经验的高人手笔”，粗看合作方似乎有便宜可占，但，实际执行上却处处吃亏。
“普尔斯马特的合同都是精心设计的‘做局’，特别是对我们这种二级城市。比如，有一张为期20年的合同，我的雇主一年大约要损失300万，但普马毫不让步。最后，我找了我的老师，某著名大学的法学院院长，他一看，就立刻说，这官司没得打，我没见过这么严密的合同！你们必输。”他说。
其次，普尔斯马特的公司结构极其复杂，取证极难。
“普尔斯马特系”的股权结构呈现出一种“不必要的”纷繁杂乱状态。要试图通过各地工商局资料，检索清楚，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自1993年成立的诺衡开始，从中源源不断派生出普尔斯马特控股公司、普尔斯马特投资有限公司、诺玛特控股公司、诺丰投资有限公司、诺衡物流有限公司、诺衡投资有限公司、汤姆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欧文办公用品有限公司……这些公司又几经变更，或注销，或改名。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们背后都有飞马仕商贸集团的身影闪现，而飞马仕的法定代表人却是赵妨娅。根据记者查实，北京市工商局登记的资料显示，赵与刘五一生于同年，家庭住址完全相同，从中不难推断，“即使不是夫妻，但也毫无疑问是一家人。”
“普马的股东纪要异常的厚，但大多都是谈论同一件事：股权变更。而且，主要就是那几个熟悉的名字之间倒来倒去，让人眼花缭乱。”陈律师苦笑着说。
再其次，普尔斯马特的融资手段“非常漂亮”。
西南地区是普马发展的战略要地。今年1月7日，四川绵阳中院对普尔斯马特正式立案，帮助当地银行与供货商追讨欠款，标的1亿元人民币，其中当地建行与农行的贷款追讨共计4000万。
“1999年普尔斯马特向当地建行申请7500万的信用贷款，也就是项目贷款，说是要储存货物，没有任何资产抵押，相当于空手套白狼，而我们国家1995年就通过了《担保法》，要求各家银行必须是抵押担保，但最后普尔斯马特居然能够从中贷了2000万。农行也是如此。”一位办案人员向记者透露。
“成都还要多。绵阳仅仅是一个店，而成都是三个。”他说。
此外，普尔斯马特还将绵阳的大卖场做了个手脚，分成小块，卖给了当地的老百姓。“说是让老百姓来当房东，可以从中分享收益，普马又从中轻松收去1800万。”他说，“这一切肯定都经过有计划，有步骤的策划。”
但是，每笔资金毫无疑问，都回流到了普马的北京总部。
此外，普尔斯马特还涉嫌虚拟注册资本。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普马在各地的扩张，大多都是通过虚拟注册资本进行。
“我知道有一块地皮，当时是作价2000万，由一家名为长城公司出资，和诺丰一起成立了普尔斯马特控股公司。然后，在三个月之内，长城以2000万的股权，将地皮转给了普尔斯马特投资有限公司，半年后，普尔斯马特控股再用167万，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这样，普马取得了大约1800万的虚报注册资本，然后，再迅速抵押给银行套现。”
此外，经过记者的多方调查，普马在各地开店，资本大多也是以实物作价，动辄几千万。
“我曾为我的雇主做过调查，当年普尔斯马特声称以2500万元实物入资，但是，我根本查不到一张当年的发票，无论是水运，货运，还是铁路和航空，我都找不到任何证据，能够表明它运来了那些实物。”陈律师告诉记者。
残局
目前，根据不断爆发出来的消息，普马拖欠的货款、银行贷款和抽逃的注册资金总计达到20亿元以上。包括在北京地区发放的约10万张储值会员卡约1000万元资金也下落不明。其中北京、新疆和四川尤其严重，仅四川一个省欠款就达到6个多亿，涉及供应商5000余人。
事已至此，刘也无力回天。
2004年7月底，普马长沙店遭遇供货商追讨货款，事件开始爆发。刘五一第二次约见记者，声称“这是由于采购团队贪污，并从中作梗，企图将水搅浑”，并许诺一切将会很快解决，新的资金将会进来，“三个月后就能见成效。”
2004年08月04日，本报发表了“采购黑洞触发普尔斯马特资金链危机”，刘又立刻打电话给记者，情绪激动地断然否认普马有资金问题，称仅仅出了“一点点小事情”。
到了2004年11月，记者便难以联系刘五一。记者曾致电普马所有的高层，或托辞不见，或手机停机。“工资都已开始拖欠，大家无心工作。”普马的一位副总裁电话中坦言，他已萌生去意，但所有细节均闭口不谈。
刘无意中曾告诉记者，家人早已有了妥善安置，膝下有一女，一直在美国，去年高中毕业。
据可靠消息，2月底，已经赴美的刘五一，辗转于香港，会见友人，曾长叹一声“大势已去”。
3月22日，普马代理总裁、铜锣湾董事长助理肖玉杰面对媒体表示，“目前有关普马的诉讼，已经立案100多宗，北京提请诉讼达到300多个，估算被牵连的人员将达到300多人。”
一切似乎早有迹可寻。
例如，普马在四川地区一度非常红火，直到2003年底，供货商的诉讼案也仅仅只有两三起。但，即便如此，其西南负责人姜涛曾私下抱怨，总部依旧不断挪用数以千万计的资金，涸泽而渔，不顾及企业长远发展，只要贷款一到，刘五一立刻抽走。
刘五一远遁了，义愤填膺的供货商们卷起袖子了，银行在四处申诉它们的无辜，但这一切最终谁来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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