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农民最大的资产和最后的保障就是土地,但现行制度下,这部分资产成为沉睡的资本。重庆正在进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其关键是把城市的资源和要素向农村引进,如何引进,关键在于土地。从农地入股的尝试,到提出设立全国首家农村土地交易所,可以看到,改革的轮廓正日渐清晰
目前,中国农民最大的资产和最后的保障就是土地,但现行制度下,这部分资产成为沉睡的资本。重庆正在进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其关键是把城市的资源和要素向农村引进,如何引进,关键在于土地。从农地入股的尝试,到提出设立全国首家农村土地交易所,可以看到,改革的轮廓正日渐清晰

图:重庆主城区夜景

图:重庆一处乡村住房

图:保障农民分享权益是多赢前提
7月底,媒体披露,重庆向国务院申请设立全国首个农村土地交易所。去年,重庆因允许农民以土地入股成立公司而成为注意力焦点,一年之后,它的这一申请再次凝聚了目光。
与此同时,以土地入股成立公司被正式叫停,而改以入股合作社的形式。
这两个看似并不直接相关的事件意味着什么?以怎样的内在逻辑发生?在它们之下,普遍的现实是什么?8月,本报记者赶赴重庆,以求解答。
入股种地
再有十天左右,刘永生的4亩水稻就要收割了。“不管收成好坏,今年每亩地都能有900斤的保底收入了。”这个涪陵区大顺乡清风村的农民语气中带着欣慰,今年春耕前,他就与“农大夫有机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签了协议,成为合作社的一名股东。
地还是自己种,买种子、卖水稻的事就交给合作社,合作社还有一个要求,种的时候不能打农药,因为是有机稻。
从重庆市区到涪陵,要走两个小时的高速公路;从涪陵到大顺乡,要过江、穿山,时好时坏的路连越野车都要跑上两个半小时;再从大顺乡去清风村,最好的代步工具就变成了摩托车,车程半个小时。
糟糕的交通,让工业投资望而却步,却因为没有污染,再加上水稻种植的传统,吸引了重庆森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3年前,森富的负责人与清风村书记张怀元偶然相识后,相中了这块恰如其名的土地“清风”,开始找农户试种有机稻。
前两茬十几亩水稻种下去,收成不好不坏,试种的农户也没抱太大指望。他们和别家一样,各自有其他收入来源,或是出外打工,或是在乡上做些生意。收割的水稻留下一部分自己吃,“没打农药,吃着放心”,本就没想过从中赚更多钱。
不过,要从土地上得到更多收益,却是村书记和乡政府这两三年一直在琢磨的头等大事。
清风村和大顺乡,都是中国农村缩影。全乡两万多人,三分之一常年在外打工,只留下老人和孩子。乡里一年的财政收入不到10万元,90%以上来自农业。去年6月重庆开始城乡统筹试点后,被村民形容为“能混、见多识广”的张怀元越来越想把有机稻面积扩大,乡政府也需要找一个试点村寻求改变。
此时,森富公司也在考虑下一步。他们在别处租用土地试种有机稻,由于找不到足够的劳动力,试验几乎搁置。怎样能把土地和种地人手的问题同时解决?
都想要改变现状,清风村和森富公司达成了共识,尝试以农地入股合作社的方式扩大有机稻种植。除了保底的900斤稻谷之外,每亩地作价300元入股,除了有机稻的价格比市场价上浮10%,农户还可以分得每年盈利的两成。
这样的条件对农户还是有吸引力的,几个月的说服工作下来,到今年3月,36家农户跟刘永生一样选择了入股,他们的100亩土地占了合作社1/5的股份,剩下4/5由森富以技术和现金入股。为了将农民的风险降到最低,乡政府还要求森富公司在财政专户上存了3万元,作为风险保证金。
村支书张怀元很有信心,他相信今年分红之后,肯定会有更多的村民要求加入,“现在跟我说的就有十几户了”。
村民的想法更加朴素,刘永生站在自家门前,一眼就能望到一百多亩绿油油的水稻,“只要能保底就行,其他的,先试一下”。
载着记者前往清风村的摩的师傅是邻村人,农地入股合作社这种模式他闻所未闻,听下来既羡慕又疑惑,但还是要了森富公司的电话,想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到自己村里去,“我们村的地比清风还好,还有不少撂荒的”。
尝试入股的不止清风村,距离涪陵区中心半个小时路程的李渡镇均安村,就在村主任刘世海的带领下,自己弄了一个蔬菜专业合作社。
因为邻近城区,全村2/3的人外出打工,1/10的土地因此撂荒。有着十年经商经验的刘世海清楚,得规模经营才有可能提高农田收益。于是,他一个个地去说服村里的大户,全部改种收益远远高过粮食的蔬菜,并在2005年7月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以合作社的名义统一管理销售,每斤收2分钱的管理费。其他农户可以加入合作社,也可以把撂荒或者不想耕种的土地转租给大户。
销售的过程中,刘世海发现很多蔬菜买家不愿意跟合作社签协议,于是他又找了22家比较富裕的农户,每人以3万元现金入股,成立了生态农业公司。
一年多下来,合作社就聚集了5个租种100亩地的大户和几十家小户,种了近1000亩蔬菜。今年,刘世海又开始尝试以土地和劳动力入股,合作社出资购种子、农药等,负责指导生产和销售蔬菜,收入由合作社和农户五五分。
入股之后,愿意打工的可以继续出外打工,愿意在合作社种地的每日工资20元。一些外出的人选择了回来种地,其中一位告诉记者,“还是回来好。分红加工资和打工赚的差不多,还能照顾家里人”。
去年7月1日,重庆市工商局以一纸文件给长寿区麒麟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的试验正了名,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关注,但终因担心公司经营失败、农户利益受损而被中央叫停。今年8月,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对外表示,农地入股下一步的探索是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
无论张怀元,还是刘世海,并不知晓一年前的这场风波,却不约而同地走了这一步。
九龙坡区的烦恼
曼哈顿式的主城区和1200万城镇人口之外,还有两千多万并不富裕的农村居民,散居在8.2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区域内。这就是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年轻直辖市,也是全中国的标准缩影。
仅仅依靠农业产出,不足以使农民们整体富裕起来。当张怀元和刘世海们在追求更多农业回报时,那些离城市更近的村民们则在竭尽所能地通过土地分享工业和商业收益。
九龙坡区位于重庆“一小时经济圈”内,是重庆最强的工业区,而且尚存一半农村土地,当重庆被确定为城乡统筹试点之后,九龙坡顺理成章成了试点中的试点。
属于这个区的白市驿镇花卉园区进行了宅基地和农地统一流转试验,并修建了“驿都春色荷花苑”小区,作为村民的安居楼房。
8月29日,在“荷花苑”里,南方周末记者碰到了与乡亲们闲聊的游大爷,游大爷告诉记者,去年下半年他搬出了原来一百多平方米的平房,住进了小区。每个村民都能免费置换20平方米,优惠5平方米,再多的面积就要按580元/平方米的价格来买了。游大爷一家三口人,贴了1.5万元之后,住进了90多平方米的楼房。
农地也租给了花卉园区,每亩一年1350元,40岁以下的村民还可以接受培训,进园区工作。“收入倒是提高了一些。我五十多岁了,除了种地,别的活干不了,现在老伙计们就都只能在屋里耍了。”游大爷有些无奈地说。
五百多家农户搬进了“荷花苑”一期,还有更多其他村的村民正在过渡房里,等待二期三期的落成。
花卉园区面积达32平方公里,是一个巨大的现代农业园区,被大略分割成了村民自建区、统建区、农家乐区、经济作物区域和村民管理委员会区。“荷花苑”正处在村民统建区范围之内。
九龙坡区副区长秦大春介绍,他们设想,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区域之内,探索土地指标置换和农村与城市建设用地挂钩的政策,突破村镇土地规划的限制,而是按区域发展需求规划,“规划之后,可能一个村子都是农用地,另一个村子都是农村建设用地了”。
一般计算,让农民集中居住可以节约出约80%的建设用地,除了在花卉园区试验土地指标置换,九龙坡区还在其他两个镇试点“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和土地整理。
现实中,试点远远满足不了对建设用地的渴求。
去年金凤镇白鹤村的1000亩耕地,被修建成二层管护房和温室大棚,号称“博士农业科技园”,用来给博士做科学研究,但却面向市民销售。去年10 月,国土资源部开始全国百日土地督察之后,重庆市国土局主动叫停了这一项目。没过几个月,国土资源部公布全国十个土地违规案件查处结果,九龙坡区再次榜上有名,重点发展项目九龙工业园区被认定为变相扩大开发区用地规模。
在此之后,九龙坡的试点,从如火如荼变成了基本停顿,只剩下几个项目慎言慎行。“去年我们发展的愿望迫切了一些,步子迈得大了一些,踩了红线。”秦大春坦言,“当时以为九龙坡区土地利用规划年底就能公布,可以按预测先行利用一些耕地做建设,没料到重庆市土地规划至今未出。我们误判了规划出台的时间,提前改变了土地的用途。”
不止一个“博士园”踩了红线,又止步于边界之上,进退失据。
摆在含谷镇华新村村民面前的一道难题是,去年为了统一建设厂房出租的500亩左右土地究竟是种上粮食,还是等待红线的前移。
华新村位于成渝高速的第一个出口旁。2003年新成渝高速落成后,陆续有企业注意到这个入口,开始向村民租用耕地、修建厂房。记者见到的鞠姓村民 2005年就把1.5亩地租了出去,每亩年租金2300元。“以前要去城里打工,离家远而且辛苦。现在可以在家门口的摩托配件厂做工人,每月 1500-2000元,收入高了不少。”虽然知道租走自己土地的公司获利以租金几十倍计算,但鞠家对现状仍比较满意。
就这样陆陆续续地出租土地,一个粗糙却也稍具规模的华新工业园区慢慢成型。村口一块硕大牌子上标注着所有入驻工厂,一条笔直的马路两旁,密密麻麻的分布着六十多座大小厂房,从家具、玻璃到塑料制品,包罗万象。还有盖好的厂房正在招租——64号,2500平方米,每月每平方米6元。一幢6层的楼房矗立在马路边,是村民集资建的,有村里人住,也有打工的买或者租,购买价格800元/平方米。
2006年,五百多亩土地被聚集起来,村里打算入股集中修建厂房,但还没想好如何建,就等来了国土局的检查。村子的计划和工厂一并停顿,但与小产权房一样,已经建成的奈何不得,剩下的只是等待。
距华新村不到5公里的海龙村,无论是规划还是现状都更胜一筹。
村委会成立了公司,农民以土地或者资金入股,集中修建厂房招商引资,招了一百三十多个工厂,再用租金收入修路、建康居房、发展村集体企业。5年的时间,从一个负债70万的村庄变成年盈利几百万的重庆市首个“中小企业创业园区”,簇新的街道和两排的康居楼几乎难觅农村的痕迹。他们的目标是东部华西村,要建成“西部海龙”。
但这些成就躲不过一个追问——出租土地原来的性质和用途是什么?西南大学教授、重庆国土局前副局长邱道持前往海龙调查,发现全村2400亩耕地就有1400亩流转为了工业用途,村主任知道都没有通过审批,但通过了村民表决。
自愿、有偿,但不合法。这是九龙坡司法局对该区土地流转情况的调查结论。“因为是试点,市里还没有颁布指导意见,一些基层干部不了解土地政策,出了一些问提。”邱道持说。
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建设用地实行指标管理,每年由市向区下达一定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理论上,农地改变用途必须通过审批,审批受到总体规划和用地规划限制,且程序繁杂。
根据重庆市九三学社的调研,城乡统筹试点之前,九龙坡区流转的农地达农地总量的20%,其中三分之二完全改变为工业用途。2007年,九龙坡净增建设用地15648亩,但转为非农用地的土地流转则几乎翻倍。
“能流转的农地已经不多了,我们正在等待新的政策空间。”九龙坡区统筹办执行主任蒙长伦坦言。根据重庆市2005年的规划,九龙坡区需要保证432平方公里的农田,这个红线快要被碰到了,每年新增的建设用地仍远远满足不了工业的需要。
被通报的九龙坡工业园区所在的华岩镇,按照市里规定成立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却发现几乎无地可转——只剩下中梁山上的土地,既不适宜工业,也不适宜发展现代农业。
对于农业仅占经济总量1.6%的九龙坡而言,不让流转土地改变用途,近乎童话。
空间与平台
现实很清晰:耕地保护红线不得冲破的前提下,农地、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需要流转、交易,农民渴求从土地上获取更多收益;与此同时,城市建设用地十分紧缺(重庆开发、建设已经用地3.47万公顷,占获批的规划用地总量的87%)。
相较于其他地域,重庆的幸运在于,在成为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后,他们有了先行改革和试错的可能。受访的重庆官员表示,他们正在等待新的政策空间,“土地真正能动起来,农村就活了。”全国首家农村土地交易所就是这样一个空间和平台。
早在去年10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就向同为统筹试验区的成都和重庆提出了设立土地交易所的建议。他认为,试办土地交易所,既可以利用高涨的城市化需求为新农村建设筹措资本,也可经由农村建设用地的节约,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前提下,增加城市化供地规模,至于交易何种土地,周其仁认为,应首先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交易入手,包括村镇公用建设用地、乡镇企业用地以及农户宅基地的使用权。据报道,其建议得到了两市政府的积极回应。
邱道持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了一组数字:直辖10年,重庆的农村建设用地从10年前的36.73万公顷,到2005年还有36.08万公顷,乡村人口却减少了500万,即每减少一个乡村人口,仅减少农村建设用地6.41平方米。据调查,2006年重庆每个乡村人口占用建设用地240平方米。
可见,开展农村建设用地的整理和流转,将缓解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需求之间的矛盾。
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占补平衡”,即“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的减少相挂钩”。2005年国家开始试点的这个挂钩政策,重庆多次申请过,但因为经济水平不如东部沿海城市,一直没批。今年8月5日,国土资源部跟重庆签署“备忘录”,其中重要一条是允许重庆试点挂钩政策。
在邱道持看来,“占补平衡”各地试点的挂钩原则上在一个区县范围,这对重庆意义不大,因为重庆城乡差别比较大,贫困山区80%的劳动力出来了,整个区县都不需要更多的建设用地。所以提出来扩大挂钩区域,把边远地区复垦多出来的指标用来支持发达区域的建设。“这是空间突破。”他说。
重庆希望“占补平衡可以扩大到全市”,这样可以在全市范围内置换土地指标。比如,邻近重庆市区的九龙坡区最需要建设用地指标,那就可以在交易所购买偏远区县的,如农业大区涪陵,或是闲置了很多建设用地的库区移民大县云阳。
云阳县与九龙坡区是重庆市为了解决库区发展实行的强弱挂钩政策中的一组。此前,两个区县已经开始试点招商“飞地”,也就是把用云阳政策招商到的企业换到九龙坡建设,这样,云阳获得了经济发展、企业有了更好的投资环境、库区的环境也得到了保护。这个试点让两个区县有了土地指标挂钩的基础。
“我们的确在向重庆市甚至国家申请跨越区县的土地指标交易。”九龙坡区副区长秦大春表示,这个政策的空间大小和落实时间,也意味着暂停的“工业园区”的等待期限。
如果“占补平衡”扩展到整个重庆,土地交易所最有可能先行尝试的就是土地指标交易,农村建设用地的交易和需求也有了现实支持。
据报道,重庆对土地交易所的构想是,在不违反国家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不利用集体建设用地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前提下,使农村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耕地、林地、荒地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拍挂方式以转让、出租、作价入股、抵押等形式进行“流转”。
采访中,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刘俊说,虽然土地交易所是城乡统筹和土地制度改革的必然发展方向,但绝不能忽视目前配套制度上的缺失。
比如信托制度,否则农民可能没有信心把土地交给村集体或中介机构去挂牌交易,而农民单块土地进入交易所并不经济,因为更多的需求在成片的土地。30年承包经营权的农村土地权利制度也面临冲突和挑战,“农民出让的土地30年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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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与重庆市签订“工作备忘录”
8月5日,国土资源部、重庆市人民政府在渝签订了《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工作备忘录》。双方将在探索土地利用新机制、耕地保护新模式、民生保障新举措等五个方面进一步强化合作,助推我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备忘录确定,国土资源部将重庆列为国土规划试点,纳入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试点,开展节约集约用地试点,共同探索土地利用新机制。支持重庆根据产业发展政策,探索完善工业用地地价标准,建立和完善节约集约用地考核评价制度。
国土资源部将支持重庆建立耕地保护基金和分类分级保护的经济激励机制,形成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按照统筹城乡和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探索集中使用土地整理专项资金的方式,聚合各类资金,推进土地整理工作。对重庆市域范围内的国家土地整理重大工程,国土资源部将在资金、技术和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共同探索耕地保护新模式。
同时,国土资源部还将指导、支持重庆改革征地补偿安置制度,探索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交易市场,加强地质灾害防治与综合治理、开展不动产统一登记,共同探索关注民生的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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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走一步都有困惑和制约
赵宜胜(重庆迈德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九龙坡区陶家镇的试点是“宅基地换住房,农民变市民”,基本上每户能换到两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农地则换得社保,这笔庞大的建设资金来源于引进的建 “九龙针织城”的公司。这类似于白市驿镇的花卉园区试点,也就是在一个封闭的项目区内,统一规划村民居住区、现代生态农业区和工业发展区(针织城)。
试点的过程中,每走一步都遇到很大的法律和制度上的困惑。困惑的根源在于,无论规划体系还是国土管理制度,都以二元城乡结构为基础,并借此建立了一个庞杂的二元制度体系。结果,我们本来是要改变二元结构才做试点,但现有制度空间又是以二元结构为基础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
比如,任何一块用于建设的地块,都需要征为国有性质才能使用,不管是九龙针织城,还是给村民安居楼配套的公共设施。幸运的是作为试点,目前尚不需要征用。
核算体系不易确定也是个问题,任何一块土地用途转变后,它的价值应该包括该土地原来的机会成本和转变用途之后的增值,涉及到的利润分配方也应该包括原使用权所有者、提供指标置换者等等。但目前,我们只能简单地考虑农民的基本权利、公共设施配套以及生活方式改变后的保障(第二套住房)等。
因此土地交易所的建立非常必要,它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确立合理的核算体系。当然,要素市场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通过试点进一步研究买卖双方的需求,需要建立中介服务机构,需要完善仲裁体系和监管执法体系。
(本报记者王小乔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