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官一身轻的龙应台再也不必遭受“官场文化”的折磨了。 摄影/朱强

　　伊家言

　　“马英九这个人，不认识，如果有事要谈，就直接来找我。”
　　民进党议员陈淑华在质询马英九施政缺失的过程中，突然无厘头地向龙应台发难，称马不远万里从德国将龙应台请去当文化局长是“看不起台湾文化，看不起台北人”……龙应台按捺不住地跳起来举手大声抗议，场面一度因此失控。
　　作为台湾南部“乡下警察兼养猪户”的女儿，龙应台1952年生，不但姓龙，而且属龙。
　　这就有点意思了。台湾媒体在1998年龙应台受马英九的邀请担任台北市历史上首任文化局局长后，就称其为“龙马配”，甚至将龙应台的入阁称为“台北文化洪荒元年”。
　　龙喜雨，当然也能控制雨水的洒播，因此有记者陪龙应台考察黄山时，天气阴沉沉的就是一滴雨也不下，一行3人下山后的当天晚上，倾盆大雨就瓢泼而至。龙笑称，这都是她的功劳，否则岂不坏了登山的雅兴。
　　也许是属相的缘故，龙应台旅行或访问时喜欢选择临水的酒店，上海濒临黄浦江的老牌著名水景酒店“海鸥饭店”，她每次访沪时都要住上几天。该酒店正对上海标志性景观带——美丽的外滩和奢华的陆家嘴，曲折蜿蜒的苏州河跨过外白渡桥在此处与黄浦江交汇，浩浩荡荡注入东海。
　　华灯初上时，外滩和陆家嘴地区霓虹闪烁，车流不息，龙应台会习惯性地光着脚丫子，沁上一杯香浓的咖啡，凭窗揽胜。
　　光脚会客也是她在台北入阁时的一个作风，据手下的工作人员回忆，即使在办公室里，也会经常看到她脱掉鞋子喃喃自语，走来走去。个性率真的龙应台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这与其长期保持自由作家的职业状态不无关系。

很多我们熟视无睹的生活表象，在她看来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从小渔村出发
　　幼年的龙应台，“讲一口土气的闽南语，就在外省老兵、部落原住民、仓皇撤退的大陈人和闽南渔民的沉静的温柔环抱中长大”，家境贫寒的她，住在“高雄茄定乡一间简陋的，没有厕所也没有浴室的公家宿舍。墙壁长满了壁癌，没钱粉刷。晚上睡觉时，壁癌像面粉一样扑扑剥落，盖得我一头一脸。母亲坐在地上结渔网，日日夜夜地结网，手上生了厚茧，有时候会流血。”流血结网挣来的钱，家里就拿去为她缴学费。
　　每天清晨6点钟，龙应台就起床搭捷运客车，到台南女中上学；晚上7点钟回家，帮母亲喂完猪之后，还要来到父亲面前，“就着电力昏昏的灯，站着，开始背诵《滕王阁序》。”
　　龙应台的古诗文功底大约也是在此时奠定的，在2004年3月应湖南卫视“象形城市”栏目组之邀赴四川成都市考察期间，她曾经对记者说，对成都最早的印象来源于17岁时放在床头的那本《花间集》。
　　对这段苦难的经历，对她与哺育自己成长的台南小渔村的关系，龙应台曾经在写给自己长子安安的一篇题为《十八岁那一年》的文章中进行过反省：“那‘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的能力，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伪装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虽然艰难却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
　　1970年，龙应台刚刚18岁，她考入了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从此告别艰难的渔村生活，4年后大学毕业赴美深造，198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一上市即告罄，多次再版，著名作家余光中称之为“龙卷风”。1985年以来，她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和小说评论，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以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印行100版，风靡台湾，被誉为“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
　　1989年年初，她以台湾记者身份被前苏联政府邀请到莫斯科进行访问，亲历了苏联及东欧巨变的整个过程，同时也是东西德合并及柏林墙倒塌等20世纪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
　　“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后的悠悠岁月里，我面对黑白价值的颠倒，观看权力的更迭，目睹帝国的瓦解、围墙的崩塌，更参与决定城邦的兴衰。当事情被颠覆、被渗透、被‘现代化’、被‘后现代化’、被复杂或操弄到真假不辨、是非难分的地步时，我会想到渔村里的人——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存在我心里，使我清醒，仿佛是锚，牢牢定住我的价值。”

　　马英九力邀“龙旋风”入阁
　　在台岛人气极旺，有无数中老年女性拥趸，被称为“师奶杀手”、“小马哥”的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在文化局局长的人选问题上曾经颇费踌躇，文化界最初的人选是深孚重望的文化学者蒋勋，还有以《云门舞集》享誉世界的林怀民，但此二人不约而同地推荐了远在德国过着自由作家幸福生活的龙应台。
　　当台北市媒体及文化界对此事议论纷纷的时候，马英九却取道欧洲，借参加某会议的时机，秘而不宣地踏上了“求贤”之路。
　　1998年夏季的某个晚上，作家龙应台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家中突然接到一个来自意大利的电话，来电人自称台北市长马英九的秘书，问：“龙作家能不能尽快赶到罗马或威尼斯，首长亲自接见商谈要事。”
　　已经得到友人“吹风”的龙应台此时却犯了“文人清高”的毛病，她说，“马英九这个人，不认识，如果有事要谈，就直接来找我。”说完便挂了电话。
　　第二天上午，龙作家又在家里接到了那个秘书的电话，称马市长已经到了法兰克福，下榻在某某酒店，然后小心翼翼地问她“我们路不熟，能不能赶来见个面”。
　　“还是到家里来谈吧。”依旧是冷冰冰的一句话。
　　数小时后，小马哥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按响了龙家的门铃。
　　龙应台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期间，一直笼罩在台湾媒体的光环之下，也深受台湾文化界的倾力支持，再加上《野火集》带来的“龙旋风”效应，她在施政策略的推行过程中如鱼得水，风风火火，遇到的障碍很少，即使有，也立即被她的强势作风一一化解。有人甚至抱怨台湾媒体对龙太过于宽容，甚至有点放纵。有的议员则说，龙应台作风蛮横，一度以拒绝通过其提出的预算而加以刁难。

　　大声抗议
　　台北的议会文化“乱像”令很多政府官员头疼不已，这种局面通过各种媒体的传播放大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持不同政见的议员们为了某个问题争吵、拍桌子、摔文件甚至拳脚相向、头破血流的情况在民众看来已是家常便饭。
　　对个性张扬的龙应台而言，仿佛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得来一副火眼金睛，还要经过最初烟熏火燎的强烈不适应。你不是叫什么“龙马配”吗，民进党的议员可以拿你来“开涮”嘛。
　　第一次议会质询就引起轩然大波。1999年12月7日，民进党议员陈淑华在质询马英九施政缺失的过程中，突然无厘头地向龙发难，称马不远万里从德国将龙应台请去当文化局长是“看不起台湾文化，看不起台北人”。就在马辩称龙应台虽然在德生活多年，但从来没有入该国国籍的事实时，龙却按捺不住地跳起来举手大声抗议，局面一度因此失控。即使主持人强行中止10分钟再次开会，现场火药味依旧十足，对方认为自己抓住了龙应台“不尊重议会”的小辫子，正好可以大做文章，而龙则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死不认错，还放出话来，难道你认为某人是猪，是狗，就容不得人家抗议？
　　“议会”决定各部门的预算，即使政府高官也不愿轻意得罪，像龙应台这样进行公然抗议的事件简直是绝无仅有，因此最终结果可以预见：双方不欢而散，会议议程也不得不宣布流产。
　　这是龙应台入阁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龙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强势介入公共权力领域时，面对庞大的官僚机器不妥协、不适应的状态。
　　早就对议会文化“乱像”不满的媒体乘机利用该事件大肆渲染，再度强化了“乱像”的滑稽与龙的强势，这使龙应台再次到议会接受质询时，双方都显得小心翼翼。所谓的民意代表并不想让媒体大做文章，从而影响到普通民众使自己失去选票；同时龙应台也要通过议会的审议才能让她的文化方案得以实施，特别是预算的支付，此后的姿态越发倾向于低调。
　　为什么媒体会对她如此偏爱？龙应台说一方面是因为当年她对国民党体制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其反对威权体制的不妥协态度曾经激励了年轻一代，而如今这些受过影响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了解她，信任她，同时也宽容她，他们深知请来这样一个女人不容易。另外，还有“首长”马英九的支持。这使得她的“台北文化1000天”的施政过程、她的文化抱负转化为现实，变得极为丰富和富于创造力。台北艺术节、红楼及台北之家的改造及经营，林语堂及钱穆纪念堂等的建造，都是在她一手策划下完成的，最关键的是她为台北文化的前景设计了一个长远的发展计划，能够保证即使她离开这个位置，台北文化的发展依然可以朝着既定的方向、按既定的节奏进行。
　　作家李敖曾经预言，龙应台在文化局局长位置上支撑不过3个月便会主动求去，但龙应台最终坚持了4年，直至任期结束，而且，她确实做得不错。

　　龙应台为什么生气？
　　龙作家在写作上作风泼辣，但在生活中却经常丢三拉四，甚至在某方面表现得比较“低能”。她不会换手机电池，在充电器的使用上也经常张冠李戴。在上海跑到四川北路的小摊上买了一张手机充值卡，现场没有检查，回到酒店打开一看，结果是一张作废的卡片，连呼上当。
　　她在写作中极其注重与读者，特别是与两岸三地读者的互动关系，她甚至认为，读者是启发自己思考的一扇窗口。她最近出版的新书《面朝大海的时候》，有近一半的文字内容来源于读者评述，击节称赞的、理性商榷的、激烈抨击的都有。她将这些文字整合在一起，大有是非曲直、任人评说的味道。
　　如果某单位安排过龙应台的演讲，一定会了解她的要求，对会场的地点、场地大小及容量、参加人数、读者类型等，她会不厌其烦地追问，如果达不到要求，她一般不肯出场。
　　场地小的，参加人数少的演讲邀请，她很少有兴趣。
　　不知道这个原因而吃了闭门羹的邀请者可能还有点委屈，甚至认为这个姓龙的简直婆婆妈妈，架子大得不得了。
　　但这就是真实的龙应台，在这个问题上她有自己的原则，而且在认真地坚持着。
　　龙应台曾经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历数不争气的国人的不良陋习。但生活中的龙应台，恰恰是一个容易生气的人。
　　比如，她经常光顾的一家沪上知名水景酒店，本来观景位置极佳，但每个房间的玻璃窗却设计得又窄又小，而且用了非常黯淡的色料涂刷。她住了一晚就认为经营者的文化观念有问题，嚷嚷着找经理去理论。“如此美丽的景色却被一个糟糕的设计给糟蹋了，太让人生气了。”岂知人家是国营酒店，主管单位的领导未必理解她的文化观念，可依她当时气咻咻的架式，说不定领导在场时也会拉住人家非要说个一清二楚。
　　其实，与其说她经常生气，还不如说她有发现问题的眼光。很多我们熟视无睹的生活表象，在她看来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一经她发现，我们才意识到，“噢，原来应该是这样，她说的是对的。”
　　龙应台目前在香港城市大学做访问学者，之后将转往香港大学继续自己的“访问”生涯。除了香港的住所外，她还有两个家，台北阳明山和德国的法兰克福，14岁的次子飞飞跟她在一起生活。
　　2000年6月，她刚刚上任不久，就因为要赶往德国参加长子安安的14岁成年礼向议会提出请假3天，结果招致某些议员的强烈不满，称其“以私害公”、“藐视议会”，委屈得龙应台当场落泪。
　　从台北到法兰克福来回要花30个小时，龙应台只能在德停留6小时，但她还是去了。目前小儿子飞飞已经年满14岁，是否举行过成年礼尚不得知，可无官一身轻的龙应台再也不必为此遭受“官场文化”的折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