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岔道口往往只有关键的一步，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再一次处于这样的历史关头；多灾多难的民族总在一次次地期待伟人的推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顺应了历史。他改变了十多亿中国人的命运，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遂以他的名字命名。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以二十一世纪的视角，用整本杂志的篇幅回望这位民族伟人，叫人再次惊叹于中国历史的神秘多端和波澜壮阔。
　　　　　　搜狐网友　段方智
　
　　“人物”不是“神物”
　　记得去年非典过后，香港某医院表彰的一位“先进工作者”，他是医院的救护车司机。在非典肆虐期间，他奋力工作，毫不退缩。但在表彰会上，他说，他之所以努力工作只是想多帮帮同事的忙，免得以后大家不肯认他做牌友了。多么简单而纯粹的理由！
　　蚕原本没有想过要吐出一条丝绸之路。但很多时候，一旦某人成为“名人”，成为某个领域的“人物”，媒体往往将他们放大，似乎他们从来就通体放光，没有瑕疵。
　　但“人物”是人，而非神，他们有笑脸，有血有肉，也有泪水和汗水。
　　我希望“南方人物周刊”能够把“人物”还给我们，而非我以前的教育获得的“人物”是“神”的观点。
　　　　　　赵丹（北京）

　　拯救生命　　
　　高耀洁奶奶等我坐定后，立刻开始讲起她的工作。她拿出一份香港杂志给我看，上面刊登了爱滋病患者王园园、其弟弟和已经病发过世的父亲的合影。她竭力建议今天我带着两个孩子去郑州大学附近继续发些传单。
　　我和王园园上路。
　　路上，园园说当时卖血是不要老年人的，于是就有老人将白发染成黑色再去血站卖血。由于当年卖血的主力是年轻人，于是大面积病发后，就出现了家里只有年迈老人和膝下稚子的局面。园园告诉我，当时的村干部都说不卖血就是不爱国，卖血还对身体有好处。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无知的村民纷纷选择了卖血这条捷径。可是谁会知道，这同样是一条通向死亡的捷径。
　　假期的郑州大学，学生三三两两走过校园。在我向学生以及看上去像是知识分子的人散发传单。我发现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对AIDS是有比较深的了解，但是他们实际也是仅仅知道AIDS的几种传播途径而已。至于河南的AIDS疫情，以及疫情发展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全无概念。相反，他们还一致认为，媒体的宣传对象应该由他们转向农村人群。
　　接着我们来到了绿城广场。一些人原本怀着好奇心向我们索要传单，当发现是关于防艾时，立刻向触电一般甩回给我们。仿佛这些传单也沾染着怕人的病毒。当然也有相当诚实的人，有一受访女性很勇敢地跟我说，如果同AIDS病人接触，从心底当然会有恐惧，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恐惧。但是她同时表示敢于和他们接触，因为她熟知传播途径。
　　回到高奶奶家，她开门的第一句话就是询问我今天下午的收获。她强调，只有真正下去才知道那些人的想法。她还说等到这些资料发完之后，她还要再印10万份。她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学生能够了解这些事实。
　　在高奶奶的电脑里，还有很多PPT，关于AIDS患者和孤儿的资料。触目惊心的照片，让与我同行的同学也震惊了。病人骨瘦如柴的身体，曾经吓退过去当地采访的女记者。孤儿身上的斑点，被病菌吞噬而毫无抵御能力的舌头，溃烂的皮肤。在看照片的过程中，园园和杨静不时地说，这是谁谁谁。那些人大多数如今已经离开这个世界。
　　我总是有这样一个幻觉，如果只听她们的对话，我们会不会以为这是两个孩子在看同村人外出旅游的照片，她们认出了熟悉的人。但事实上，这是在与死亡的一次又一次接触。她们念出的不是在享受生活的人，而是在挣扎过后无望而死的灵魂。我为她们平淡的语气而害怕，我甚至不知道死亡在她们心中的形象。因为对她们来说那实在习以为常。
　　　　　　王慧钰（大学生）

　　身份与升迁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指出，近年来，我国农业劳动者阶层和产生工人的经济社会地位明显存在着下降的趋势，而“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非干部子女高2.1倍”。
　　在中国，干部社会地位高，工人农民等普通劳动者社会地位低，是一个“前置条件”，不需要“报告”。《社会流动》报告告诉我们的是，在现代中国，地位高的还在稳定地提高，地位低的还在稳定地降低。
　　一个出生底层的人可以在和平的环境里实现上不封顶的合法升迁，曾经是远古的神话。但这样的神话在今天可能变成现实，美国正在进行总统大选，竞选者标榜自己出生在纺职工人家庭，或者念书的时候家里穷。中国的干部们没有在电视上公开标榜身份的机会，在干部“公推公选”的“公示栏”里的介绍，身份也相当模糊，仿佛没有必要让人们知道得太多，仿佛中国没有身份意识。可是，既然中国存在强烈的身份差异和剧烈的阶层分化，怎么能没有同样强烈的身份意识和身份标签呢。
　　　　　　梁慧敏（上海）

　　“副县长”好玩吗
　　“副县长”一词已经被好事者引为“谐后语”，喻“来去洒脱”。它的现实背景是，安徽省蒙城县“引进”了个“牛副县长”，四川省武胜县“引进”了个“猪副县长”，被媒体广泛报道和转载过。
　　一个人突然空降到另一个地方去做父母官，本来就令人想入非非，还“顺便”降落一个公司在当地经营——无论是“牛副县长”还是“猪副县长”，都是取当地的原料（如果“公司加农户”还不能“带领农民致富”的话，“父母官开的公司加农户”，农民还敢致富吗），这种“发展模式”，到底是啥光景，人们不能不好奇。
　　但牛副县长大约觉得有点厌倦了。尽管他的公司债务有当政府清理，他还是要辞去安徽省蒙城县副县长一职。是否因为被告当得太累，由于从来没有媒体正面采访过他，人们不得而知。而四川省武胜县那位副县长和他的公司，则不知近况如何。                                      　　　　　　　　　　　　　　　　　　　　　　　　　　　　　　　　　　　　　　　　　　　　　　　　　
　　　　　　张夏沫（哈尔滨）

　　军事化才有“凝聚力”吗
　　近日，重庆和广州的最高气温均为34~36℃。在某些管理者看来，这正是加强员工“凝聚力”的好机会。
　　广州某大型商场，组织员工(多数是女工)在烈日下军训，时间长达2个多小时，他们个个都被晒得满脸通红，汗水湿透了衣服。一些员工实在坚持不住了，只好蹲下来休息。如果说这是对文化较低的劳工的训练办法的话，那么，从事新闻工作的人也可能会摊到这样的运气。重庆一家报纸正在创办，招了好几百号人，他们的第一课不是报纸的业务，而是请了部队帮助对这些准员工进行军事训练。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社会有军事崇拜的无意识。“各条战线”都充斥着军事术语，企业文化包含了军事化，企业、媒体也要有“战斗力”。应该说今天的时代已经不同了，任何“战线”的文化要义都应该是以人为本。人们应该认识到，尊重员工的个体价值和尊严，才是最有文化的管理，人性化才是最大的文化。而在这样的烈日下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即便不闹出人命，也会产生恐惧心理，产生离心力而非凝聚力。
　　马文藻（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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