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大食

《阴道独白》刺激了观众，挑战了他们的传统意识　图/陈海平

　　■本刊记者　江华　实习记者　董珺

　　艾晓明简历
　　1981－1985　　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
　　1985－1987　　攻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
　　1988－1994　　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基础部
　　1994至今　　　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9－2000　　在美国田纳西州南方大学做访问学者
　　2003　　　　　因孙志刚案和黄静案介入公共事务
　　主要著作：《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骑桶飞翔》

　　事实上，我们的媒体在关于女性的报道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性别的歧视，从标题到内容。
　　男性的优势地位其实并不是因为别的，而仅仅是因为阳具的存在。在这种文化中，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的男人就可以对女性耀武扬威，即使那个女人很强大，长相也比他周正得多。

　　2004年9月中旬，连续几天，艾晓明博士安静地坐在学术会议厅，低调朴素得几乎让人忽略——尽管她是与英国领事馆联合举办的“媒体性别教育”的论坛的主持人。
　　为数不多的几个男性感到局促不安，他们成为参加论坛的女人们调侃的对象，被这群激进而且温和的女权分子们引为知音。
　　来自英国的专家不得不经常停下演讲，无奈而兴奋地看着中国的同道者激烈地争论。
　　这是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艾晓明女士工作的一部分，她试图在这个男权霸语的社会里，让更多的人受到性别教育。
　　两年来，艾晓明的女权主义思想和行为方式，让她在中国妇女要求 “地位”的声音中，显得异常突出。
　　2003年，艾晓明带领一群女学生演出了颇具争议的话剧《阴道独白》。
　　她们的演出在北京受阻，并且让一些人感到害怕。
　　这位独特的女权主义者逐步改变着自己的舞台范围，也逐步改变着中国一些女人对自己身体和社会角色的看法。
　　看过艾晓明版《阴道独白》的人都认为，艾晓明们把阴道演绎得辉煌庄严而且令人尊敬。
　　大学生开始赞美阴道，把它比喻成一个美丽的村庄和贝壳。
　　艾晓明，中山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导师，以推动黄静案、介入孙志刚案开始发言，走出书斋，介入公共领域。

　　不是两性平等，而是所有性别平等
　　我以曾为男性公民孙志刚呼吁过的名义，恳求你的加入，为女性公民黄静的心发出声音。今天你的努力不会白费，惟有这种努力可以为我们的后代筑起新的长城。
　　——艾晓明《黄静之心 中国人的正义之心》

　　湖南女教师黄静的母亲憔悴地坐在艾教授的旁边。针对黄静案件的报道，成为这个中外性别论坛分析媒体倾向的案例。
　　“事实上，我们的媒体在关于女性的报道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性别的歧视，从标题到内容。”艾教授说。
　　2003年2月，湖南音乐教师黄静死于宿舍中，官方调查结果是黄静属于自然死亡。黄静的母亲对此表示怀疑，多次要求再调查。但与此案有关的证物却一件件诡异地失踪，就连黄静的心脏也被医生当作垃圾焚烧了。
　　得知这一切，艾晓明坐不住了。
　　2003年6月，艾晓明开始写文章，介入黄静案件。
　　“当时我写文章是希望给公安看，想改变他们的看法，改变办案的方式。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到后来越来越糟，到最后非常野蛮。翻翻报纸吧，看看这个社会对妇女权利的侵害可以野蛮到什么程度！”
　　黄静案对于艾晓明来说是里程碑，但她的起点却是在美国。
　　1999年9月，艾晓明到美国田纳西州南方大学呆了一个学年。
　　第一学期，她一到图书馆，就看到Women’s Studies有好几个专架的书籍，从“同性恋”到“Gender Studies（性研究）”，全部都在那里。她大惊：“原来有这么多关心女人的书啊。”
　　研究和观察，让艾晓明明白了女性在中国的真实地位。
　　她慨叹：美国的女生好幸福。“十八岁，二十岁啊，她就在心理上准备好了我将来会经历什么，就知道了我的权利是什么，我将来可以怎么应对这一切。”
　　她亲眼目睹：学生会讨论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去求职的时候我们是穿得性感一点好，还是穿得不性感好啊？还会办反对性暴力班。警察来教你如何对付强奸犯，教你拳击。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我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
　　 “我坐在那个课堂上对自己说，所有这一切，都应该让我的学生知道。”说这话的时候，艾竟然有些哽咽。
　　 “在美国我发现，妇女研究不像有些人想的只是关心妇女。女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不仅仅取决于她的性别，也取决于她的阶级、种族和性取向。”
　　2000年，艾晓明从美国回来，开始有意识地观察中国妇女。每当人们说男女平等时，她便开始产生疑问。“为什么我们讲平等时，仅仅设定了人类的性别只有男女两种？”
　　艾教授认为，实际上男女之间会有很多过渡。除了我们设定的男女两性，和我们设定的异性恋的关系，还有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还有中国人说的阴阳人，还有男性通过手术变成女性，女性通过手术成为男性，还有男性以女性装扮自己，女性以男性装扮自己。
　　“当我们说两性平等时，我觉得这非常不对，很不公平。应该讲性别平等，或者说人人平等，所有的性别、性取向都是平等的。”
　　她尖锐地指出：“人类目前通过法律和伦理预设的就只是两性平等，没有去想所有的性别一律平等这些问题。”
　　艾晓明认为必须有人去挑战等级观念、挑战贫富对立的观念。“否则，就可能是强化它。
　　她自觉地成为行动者。“公共事务在中国是新兴的。既然你是做妇女教育和研究的，当你看到一个妇女被侵害，你不去发言，那你做这个干什么呢？”
　　“有些事你不可能讲得很充分，只要能从专业的角度出发，我可能就比别人知道得多一点，我就有权利发言。这并不需要特别的勇气和毅力。”

　　赞美阴道
　　“我的阴道是一个贝壳，一朵郁金香……我到来正如我离去。我的阴道，我的阴道，我自己。”
　　——伊娃?恩斯勒《阴道独白》

　　晚上10点，当城市的红男绿女刚刚开始活跃的时候，在广州市水荫路的小剧场里，撒向观众席的象征女性阴道的红玫瑰，并没有多少人留意。2004年5月6日晚，大陆版《阴道独白》上演了最后一场。
　　“阴道”、“高潮”、“叫床”，刺激性字眼和场景不断地挑战着观众的传统意识。
　　也正因为如此，《阴道独白》在外地被停演。
　　艾晓明形容那感觉“就像一匹快跑的马忽然撞到一堵墙”。在北京，“有个人打电话说，现在不能说‘阴道’这个词。我愤怒地问：‘阴道怎么了？为什么不能说？为什么要践踏阴道？’我觉得他是在限制妇女的表达。”
　　“我们的文化中从来都是说母亲是伟大的，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尊重女性。阴道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身体部位了，它关系到妇女的生命、经历、地位等等。
　　“从刑法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法律有些是站在男性的立场上。妇女遭受了家庭暴力很难找到地方投诉。
　　“反对熟人、亲人和婚内强奸，都是我们提出的新的内容，但在社会上的认知度仍然很低。
　　“我希望人们认识到，以阳具为象征的男权社会，这种象征其实是男人最软弱的地方。”
　　她说，一个男人再强壮，在性行为时也坚持不了很长时间，但我们的文化就是在强化男人的优势。当一个女性遭遇性强暴的时候，她会想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完了，而不会去想到反抗，这时候她的心理就已经崩溃了，其实她是可以反抗的。
　　“文化不断地建构男性的力量，而赋予女性牺牲者的角色。”
　　她认为，文化塑造了这种不同的心理，黄静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她人虽然死了，但那颗心仍然是属于她的，没有理由遭到摧毁。施暴者摧毁的不仅是一个生命，也是一个身份。
　　“男性的得意，不应该仅仅就是裤裆里的那点东西吧。”艾晓明尖刻地说。

　　针对男权的女权主义者

　　艾晓明是个刚烈的人。“不知道刚烈有什么不好，难道只允许男人‘刚烈’吗？”
　　“我们的民族需要一种刚强的品质，需要正直，需要坦率直言，需要我们可以发表对公共问题的看法，需要我们可以表达意见，包括政治意见。”
　　当记者小心翼翼地问起艾晓明的个人成长经历，马上受到她的质疑。
　　“你们采访女人只有一种模式吗？就喜欢问一些私人的问题吗？媒体其实更多地把女性放在一个私人领域去看待，这样才不会觉得她是一个怪物。”
　　艾晓明说她小时候是个有点“暴力型”的人，“文革”中特别狂热。虽然没有参加打砸抢，却也威胁过别人，干过很多“坏事”。在父母眼里，她简直是个有问题的孩子。
　　“其实我只想证明自己可以做。”
　　艾晓明的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唐生智(国民党高级起义将领，1949年后历任政府部门要职)的女儿，父亲是外祖父的养子，所以“文革”中艾晓明一家受到很大的冲击。初中毕业以后，她上高中的资格被取消，只能去下乡。
　　在农村呆了四年半，出身好的都招走了。正好大学来招生的老师是艾晓明父亲朋友的朋友。那个老师走了很远的路，到山区生产队里做了队长的“工作”。艾晓明这才得到了上工农兵大学的权利。“我一直很感谢他，这是我命运转变的契机。”
　　艾认同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不认为自己是纯粹的女性主义者。对她来讲，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这两个词区别也不大。“看在什么场合、跟什么人说。有时候遇到很男权的人，你自然而然地就愿意用‘女权’这个说法，毫不含糊。”
　　“我觉得女权主义的根本问题是，争取权利、争取资源，改变权力关系。”

　　语言就是武器
　　“地道的女人就是不如男人，思维方式和智商简直就是天生的缺陷。”
　　——网评《反对女性主义》

　　从介入黄静案到上演《阴道独白》，艾晓明对女性主义的执着在人们眼里近乎偏执，就连他的儿子也认为她是个异见分子。
　　“他处在另一种文化中，那种文化会教给他很多理念，但我还是会提醒他。比如他和女孩子交往，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互尊重，如果有一天她不和你好了，你不要强迫她。
　　“有时他会对我说‘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儿子的这种想法来自于现存的文化。如果他的教育中没有性别教育这一课，对他的将来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我希望他的这种想法可以改变。
　　“男性的优势地位其实并不是因为别的，而仅仅是因为阳具的存在。在这种文化中，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的男人就可以对女性耀武扬威，即使那个女人很强大，长相也比他周正得多。”
　　艾晓明不喜欢别人说她仇恨男权。而对于针对女性的暴力现象，她感到的也是愤怒，决不是仇恨。
　　 “我在美国上学时，有一天老师给我看了一幅画，画的是卫生间，里面有月经纸。我看了非常震撼。后来有男人对我说这有什么意义呢？我脱口而出：‘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过月经！’
　　“男权文化是对女性视而不见。本来我们应该非常自然地接受月经这种东西，而女性必须忘掉她的种种尴尬和不便，来融入一个从来没有过月经经验的男人的文化中。女性一直都是受到这种压迫的，但她没有语言去表达，没有合法性去说。
　　“以前不理解鲁迅说的‘匕首’和‘投枪’，现在有点理解了。当你没有别的武器的时候，语言就是你的武器。”
　　艾晓明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报纸、杂志、网络，试图影响更多的人。
　　2004年“三八”妇女节的时候，艾晓明在全校范围内举行活动，号召男同学系上白丝带，表示他们绝不对女性施加暴力，绝不对暴力保持沉默。
　　“话语权是通过语言来实施的。在我们社会的其他话语的流通中，也许我不是主流的，也许我一时占不了上风，但重要的是我知道这种话语，这种话语曾经帮助过世界上无数的妇女获得了权益。重要的是会运用语言表达出没有被表达、没有被说出的声音。”
　　2003年，艾晓明获得《南风窗》杂志评选的“最具社会良知奖”，和上海《东方女性》杂志的“东方最有影响十大人物奖”。
　　“如果我真的像评选结果那样，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几个女性之一，那就好了。”

　　我大概勉强可以归为女人

　　“我觉得从学术和工作方面来讲我是非常满意自己的选择的，离开北京到广州来，这个选择非常值得。”
　　艾晓明41岁时，甚至还不知道妇女研究正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事业。在北京那个美丽得像花园一样的校园里，她从窗户望下去，看见了苹果树、山楂树。看见那些退休的人，每天傍晚出来拿牛奶、取报纸。她想：我以后的生活不能这样。 
　　艾晓明对自己的性别很不在乎，她觉得，只是从身体上说，她可以归在女人那边。
　　她认为，性器官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在生育期、性活跃期以及过渡到更年期之后，人的那一套生殖器官一直都在变化之中。当性器官老化后，人们在生理上的性差异已经不大了。
　　“所以说，我觉得，我大概勉强可以归为女人。”艾晓明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