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晋商启示录

　　明清两代，富甲天下，显赫一时的晋商盛极而衰，随风消逝，据说最大症结就是“官商跟进”。尽管权力运作是获取巨额利润的快捷方式，但官商勾结，历来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乃至不完全的资本主义形态中，诸多无法规避的商业悲剧的源头。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现代晋商的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彷徨顾盼，无所适从，如今竟聚焦在山西煤老板的身上。
　　“官煤勾结”，已成了现代晋商——煤老板新的符号和图腾。
　　在现代中国的营商环境，要求煤老板们远离权力，远离官员，是不可能的。官煤勾结现象很难期待一朝一夕就可以获得根本治理，某种意义上，似乎已积重难返，病入膏肓。
　　煤是黑的，血是红的，染血的煤块，据说都是易燃品，一触即发，一点就着。矿工兄弟和煤老板都知道这个道理，但还是有人不相信。
　　杨锦麟（凤凰卫视）

他们并非一个谜

　　就在阅读完《南方人物周刊》有关山西“煤老板”的报道后，又在10月27日北京新闻财经新闻版面上读到有关他们的信息，其主标题为（山西）“煤老板”进京买房先晾着。SOHO中国联席总裁潘石屹称，9月份以来，建外SOHO一半的销售额来自山西客户，他们当中最多的一次性买了12套房子，房款高达6600万。潘石屹还透露，他曾问过山西的客户，买这么多房子做什么，对方的回答很简捷：“先放着”。能够出来混的，能够通过煤炭发家致富的“煤老板”，绝对是聪明人，他们处于富贵之巅，绝对不会张狂到忘记过去的伤痛和穷酸，所以他们要为自己留后路：去大城市，比如上海、北京，用现金一次性直接购买整栋楼盘。从这一点上，他们是务实的，这是财富保值增值的一种方式，而并非外界过于渲染的奢侈和糜烂。
　　山西“煤老板”这个群体，并非一个谜，他们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煤展开的，你的想象力可能就是抵达他们生活内容的交通工具。我们看得见他们的消费，却无法体味他们心里的忧伤，我相信他们愿意听这样的话：人生路长，走好，走稳点。
　　方李敏（北京）

40分钟柏拉图与5分钟李宇春

　　“关注公平与正义”的徐友渔（见本刊今年第21期）“在书房里看40分钟的柏拉图出来到客厅看5分钟的李宇春”，而且是“压抑着心中的反感情绪”，这幅场景让我想起鲁迅先生《孤独者》里魏连殳的形象：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这其中蕴涵着深刻的矛盾性。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一系列价值理念实质都离不开一个群体：普罗大众，而适合普罗大众口味的往往是通俗甚至庸俗的事物，不能说与精英文化背道而驰，但也是相去甚远了。
　　我是十分理解徐友渔们的，要像连战那样上娱乐节目被问穿什么样的内裤对于这一代知识分子确实太难了。但我们希望新生代的知识分子能够在书房里看5分钟的柏拉图出来到客厅看40分钟的李宇春，而且绝不是“压抑着心中的反感情绪”，这对中国的民主进程是有利无弊的。
　　卿尚兵（资阳）

学习盖茨好榜样
 
　　为庆祝自己50岁生日，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英国伦敦宣布，将“捐出所有个人财产”，数百亿美元巨额财富将捐献给社会，不会作为遗产留给子孙。这位最顶尖的富有者、最顶尖的慈善家，拥有了最顶尖的财富观。比尔·盖茨说，自己挣来的巨额财富对他本人来讲，“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
　　用好财富是一种义务，是一种责任，是一种能力。马克斯·韦伯认为，在中产阶级仍很落后的国家，都曾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盛行不择手段地通过赚钱牟取私利，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阶段；而成熟社会的标志则是，人们从物质的追逐中脱离出来，开始去发掘生命中另外一些抽象的、形而上的价值。那个“无法超越的阶段”，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正如古罗马哲人贺拉斯所说的：“一夕而暴富者，绝少有善心之人。”
　　我们国度目前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个阶段，“富豪榜”与“纳税榜”的倒挂，让人感慨过；尽管“慈善榜”与“富豪榜”基本还是对应的，但捐出的与挣进的数额之比例还不相称，所以依然不那么令人满意。
　　要使中国的富豪们整体上对财富使用的态度能“豁然开朗”，有赖于制度环境的优化构建。目前来看，富豪们的“市场预期”，远远优于“制度预期”；制度环境对私有财产的中远期保障效力，还多少有些令财富拥有者狐疑。当国家的“软实力”强大到足够保障私人的“硬通货”，那么，财富的私人保有量必定会快乐地削减，转而成为慈善品。
　　总有一种伦理可以沟通贫富，总有一个时代可以消弭贫穷，总有一批慈而善者不在巨富中死去。
　　我相信。
　　徐迅雷（杭州）

农民工也有“性权利”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为中青年，正处于人生恋爱及婚姻的黄金时期。在他们为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饱受着性压抑的痛楚。国家《劳动法》规定，城里的干部职工每年享有休假时间，两地分居的夫妻享有探亲假，探亲时单位要提供临时住房，并报销往返车费。而在农民工看来，《劳动法》可望而不可及。他们每天不仅要承担着沉重的劳动和生活压力，而且由于长期不能与妻子团聚，被剥夺了“性权利”。因为农民工的性生活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于是，就产生了一些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如性骚扰、性犯罪、嫖娼卖淫、“二奶”现象等等。
　　 农民工不是“经济动物”、挣钱的机器，他们同城里人一样有情感和性的需求。农民工竟然也成为艾滋病传播的高风险人群，是一种悲哀，是社会之痛，更是人性化关怀口号的苍白。政府与社会应该提供真正的全面的人文关怀：关注农民工的“性权利”，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为农民工设立“探亲假”，同时合力兴建或改造一些夫妻宿舍，提供廉价实用居所。
　　谭雄伟 (石家庄) 

最无力的价改方式

　　据了解，国家发改委正会同有关部门，制订石油、天然气、电力、煤炭、水及土地价格改革方案。
　　石油涨价了，出租车公司不干了，于是要向乘客涨价，收燃油附加费用；气、煤、电、水涨价了，各垄断公司不干了，于是要向用户涨价。我们看见所有的经济实体都有说“不”的权利，惟独最底层的百姓没有；所有的经济实体都要“化解风险”，惟独老百姓好像永远被“风险”打不死，永远是“风险”的最终承担者。
　　有什么理由垄断实体不承担市场风险，而让老百姓来大包大揽呢？政府能为垄断实体考虑“化解风险”的方式——涨价，为何就不能为老百姓也预备一条“化解风险”的道路呢？处于经济链条最底层的老百姓才是最没有风险预防能力、最需要政府关怀的人哪！向老百姓伸手也许是最容易的价改方式，但同时也是最无力的价改方式。
　　舒圣祥（杭州）
 
贪官并不怯懦

　　有报道说，四川乐山市犍为县县长杨国友，第一次收受王德军送的现金后，十分害怕，于是到时任县委书记的田玉飞办公室汇报，问怎样处理。田玉飞说既然送了就收下，不用怕。这时，他才明白田玉飞等人也不干净，于是变本加厉地受贿。
　　在笔者看来，杨国友扮演的并非惧怕和啥也不懂的官场配角，恰恰相反，他的所作所为从侧面验证了其“油滑”与“官痞”本性流露的行为特质。他的“汇报请示”，莫如说是一次借机“摸底”、行为“探路”，试想，若被请示的书记是正气凛然、清正廉洁、严于律己者，杨的这一请不仅可就坡下驴、既表明自己的“廉洁”本性，又适时宣示了自己的官场“纪律性”和对书记的尊重，端的是一举数得！而倘若书记是官德不修、有纪不遵者，杨的这脚球便踢得更见“水准”了，他由此探得了一把手的真正底细（很可能早有所耳闻，只是未经验证而已），并在表达对其尊重的同时，按“指示”收下了贿款，如此，杨的官场“沦落”不仅有了“意外”说辞，甚至更有了几分被“误导”和“拉下水”的无辜味道…… 这真是难得一见的官场隐秘生态背景。
　　陈阳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