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舟

崔健与刘翔——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也只有耐克能把他们拉到一起。这就是跨国资本主义的能耐，它能跨越时空，把中国两个不同时代的象征符号并置于一起，打响一声发令枪，商业、政治、体育和文化四大金刚似乎齐声喊出同一个时代口号——“我飞得更高了”，这是“大国崛起”的抒情，当然也是奥林匹克的梦想。

估计刘翔都未必知道这“广告歌”是崔健的。《飞了》一直是我所认为的崔健最为奇特、无论是音乐还是歌词都最为晦涩的作品。耐克看中并且“断章取义”的，其实仅仅是《飞了》中的一句“我飞得更高了，更高了”，全然不管前面还有一句“我孤独地飞了”、最后还有一句更吓人的——“我飞不起来了。”

耐克按理应该用一首摇滚大路货作体育High曲，汪峰堪比汪国真的《飞得更高》似乎更合适：“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如此阳光如此励志的歌不选，为何偏要选那么首晦涩、灰暗的歌？是因为崔健名气大吗？但论流行度，如今《飞得更高》肯定比《飞了》更流行。

关键在于，《飞了》独一无二令人肝颤的节奏与刘翔的跨栏疾步才相匹配。再说《飞了》虽然邪异，但崔健对中国传统打击乐和戏曲味的偏好仍然给这首歌打上明显的本土烙印，这更符合耐克这个广告要强调的中国本土色彩。崔健的歌并非不能用于体育，《假行僧》与竞走是天作之合，而《超越那一天》即使不能用作香港回归纪念主题曲，至少也可以用作香港举办的东亚运动会会歌吧——当然这只是我的信口一说。

在商业影像帝国，音乐和歌词往往沦为附庸的小卒。崔健早期尚与张元合作拍过一些MTV，但后来他对MTV持抵触批判态度再也不拍，他拍的最后一个恰恰是《飞了》，崔健的创意和张元的拍摄都令人击节：崔健和乐队在楼下出演《飞了》，楼上却是一群男女在跳乡村绸子舞，摇滚和绸子舞同在一个空间，节奏奇特合一。观众是同一帮老头老太。可惜这个MTV从未在中国内地电视上放过，可惜在广告歌和彩铃的时代，内涵复杂丰富的《飞了》在电视上终于只割剩为一句口号，虎落平阳，惟遗一条尾巴。

这只不过再一次证明无孔不入的商业对于反文化的强势利用，这在欧美早已见怪不怪，最典型的例子是约翰·列侬表达人类大同梦想的《Imagine》也被商家买来配广告。“飞”这个字眼容易有所争议，摇滚史上不乏有因为fly、high这类字眼而被指有宣扬毒品之嫌从而遭禁的歌曲，但崔健此歌并无此意，开头第一句已经表达得很明白：“我根本用不着那些玩意儿。”

和汪峰“我要的幸福就在更高的天空”的虚无缥缈相比，崔健的坚韧一下峥嵘毕露——“我想要的东西它不在空中，它肯定不在别处就在这儿。”在1994年推出的第三张专辑开篇，崔健就以《飞了》表现出一种新的时代感受力：那就是失重、飘浮的无力感，到后来，这种感觉被崔健在第四张专辑中命名为“无能的力量”。这是面对90年代社会在商业离心力作用下开始分崩离析的某种搅拌肺腑的反应，有趣的是在这张专辑的最后一曲《彼岸》，崔健还是添了个光明的尾巴来了一个大团圆结局，他又像英雄一样登高一呼召唤万众云集：“这里是世界，中国的某地，我们共同高唱着一首歌曲……”后来，亿万民众的确又不断“共同高唱着一首歌曲”，那就是因假唱而屡遭崔健抨击的《同一首歌》。那个商业世界已经成熟到人人言必称“创意”，于是《飞了》也不免沦为一个广告“创意”。镶金的鸟笼正在将八大山人的怪鸟养成时代的宠物。时代变了，如小河的民谣专辑名字所云：飞得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背上。只是你究竟是鸟还是牛？看完这个耐克广告，我们除了直奔耐克专卖店，是否还有心情重听一遍《飞了》？我曾经私下为这首歌起了个萨特的名字——“厌恶及其他”：

我根本用不着那些玩艺儿，我的感觉已经晕了，浑身没劲儿，这周围有一股人肉的味儿，它只能让人琢磨人之间的事儿，这晕的感觉是朦朦胧胧的，不知不觉身体变得轻飘飘的，我是不是与我不同啊，像这灰色中的红点儿，人们的眼神都像是烟雾，它们四周乱转但不让人在乎，我分不清楚方向也看不清楚路，我开始怀疑我自己是不是糊涂，我周围还有一股着火的味道，在无奈和愤怒之间含糊地烧着，我突然一脚踩空身体发飘，我孤独地飞了，我好像变成一个英雄的鸟儿，在太阳和烟雾之间不停地飞着，我张开了嘴巴扯开了嗓门儿，发出了从来没有发出过的音儿，这声音太刺激把人们吓着了，他们一个个地站起来大声地叫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也呆了，我飞得更高了，那天晚上我偷着飞回来摸着黑儿，这周围还和以前一样散发着味儿，我想要的东西它不在空中，它肯定不在别处就在这儿，几天后人们终于发现了我，周围所有人都看起来不对劲儿，突然间那火把空气点着了，我飞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