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里乌鹊飞

■莫衷

说到法国作家与中国的渊源，圣-琼·佩斯、克洛代尔、马尔罗甚或汉学家艾田蒲容易被人想起，谢阁兰、皮埃尔·绿蒂等似乎“次一级”的法国学者文人就不那么有可提之处了。别人不说，马尔罗凭《人的境遇》赢得龚古尔奖，一跃成为法兰西一流作家，可他实际上根本没到过上海。绿蒂倒是真的来过中国，也参与过“武装”斗争，不过他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只是一组纪实，评文学奖是不可能了。

去过故宫的人，一大感受就是乌鸦很多，1900年绿蒂作为海军上校来到浩劫后的北京，看见了不少乌鸦，但他可能不知道这是北京的传统鸟类，也许还纳闷北京备下那么丰盛的死人宴，为什么只招来了乌鸦而不见一只秃鹫。看看北京的惨状：奇珍异宝毁于一旦，满街乞丐东倒西歪，野狗在尸堆里转悠，撕咬着死者腿上的残肉，四处是断垣残壁，就连高大的城墙都显出“肃穆哀愁”来，绵延开去像是“被诅咒的大草原”。这时他听见了声音：“栖息在高处黑洞洞的雉堞里的乌鸦冲着死人呱呱直叫，我们经过时，那叫声像在迎接我们。”

我们看不到绿蒂笔下有多少同情流露，他至多偶尔施舍一点小钱打发乞丐。这位作家天生冷酷无情？不见得，他对本国士兵的赞誉和爱惜溢于言表。阴风惨惨中，他一看见法国国旗就振作起来。他把不多的凭吊兴致，都献给了死在法国驻北京公使馆门前的士兵：60多名法军士兵和20多名奥地利士兵在这里抵御义和团的进攻几乎全部葬身，其间还“冒着中国人的炮火，在这里安葬了一位白髯的老神甫”。传教士被“拳匪”大量杀害，他们无疑是绿蒂眼里令人动容的英雄。

我们都知道使馆是国际法上不容侵犯的领地，但这不能为“武装侵略”背景下这类为“文明世界”来的侵略者垂泪的举动开脱。皮埃尔·绿蒂，大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我们本可期待在他的日记里看见一些内心的矛盾——民族情结和普遍正义的矛盾，爱国之心和悲惨现实的矛盾，忠与善的矛盾——但他的逻辑里，这些范畴间似乎并无太大冲突，他的描写很冷静，他从容地一边巡视战场，一边像观光客一样记下异国的各种细节，体验北京的民俗风情，评点面色难看的中国民众。他会见李鸿章后没多说什么，见了大主教法维埃后却写下这么几句话：“我觉得他真的很了不起，他是那么顽强且信念坚定。我想中国人得要认真对待这位使徒们的先驱才行啊！”

绿蒂的殖民主义心态是完全内生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这类作品，正是萨义德所指出的形成于世纪之交，塑造西方人的东方想象的文本之一。不管绿蒂有多少艺术才华，他至多也就是承认中国皇城设计精致，结构庄严，甚至说“欧洲城市的鸟瞰图呈现的是一个多么荒蛮的丑态”。但这纯是建筑美学上的，文化方面他绝对不可能拿下“文明－野蛮”这副有色眼镜，眼里尽是东方帝国的保守落后：“没有一处院落，也没有一道行廊赶得上这里的闭塞和沉哑；多少世纪以来，这些庭院一直笼罩着中国皇帝那疑心重重、反复无常、随心所欲的脾性的阴影。那冷酷无情的楹联于此可谓恰如其分：凡入此地者，都须舍弃一切期望。”

单是这种压抑感就足以让绿蒂全盘否定帝国存在的合理性了。我以为可以浓缩他全部北京体验的，乃是1900年12月他在萧瑟的北风中回到宁海时写下的一句话：“我们背井离乡，被远远地流放在这里。”他的过于鲜明的殖民者立场常常阻碍我们欣赏他的文笔和思想，惟独覆盖全书的一层淡淡的孤独和感伤才让人想起他是个文人，尽管孤独只属于作者自己，感伤也很少是为中国而发。

《在北京最后的日子》

 ［法］皮埃尔·绿蒂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06年9月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这本书收录了胡适之先生晚年（1958-1962）的言谈。编者在随侍胡适之先生时，将先生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除编入《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以外，都收入了这本书。胡适之先生学识渊博、见闻广阔，他们谈话的内容，小到一个字的读音、一首诗词的字句，大到国际局势的演变、社会背景的探索，或娓娓道来逸趣横生，或有感而发意气飞扬，呈示了胡适之先生晚年的智慧。

《傅佩荣〈论语〉心得》

2500年前的材料，可以跨越时空差异和文字隔膜，成为指导现代生活的教诲吗？古代经典浩如烟海，即便只是想要熟习一家之言，耗时也颇可观。如何择善而从？就为人处世而言，我们需要的知识其实不必多，也许也不必新，只是，这些知识必须经由实践和印证，才能展现其智慧和魅力。脑中塞满现代思潮，而言行披上孔子衣冠，难免格格不入；若是倒过来，心中揣摩先哲思想，外在顺应现代生活，或者会有意料之外的洒脱。且抱定一本历久弥新的《论语》来读。

《比如，单身》

这是本言情小说，专注言情，不言别的。作者独眼，北京某大学建筑历史专业硕士毕业，自称“学建筑而不会做设计，讲讲故事还凑合”。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私下长期进行小说写作。《比如，单身》里的三个故事曾连载于大学bbs，追看者甚众。故事的主角，每个人都忙着打动那个不爱他/她的人，“非要以一种叹为观止的方式”——带着戏剧感，不无表演嫌疑。作者偏爱描摹沉默的人物，似乎只有沉默蕴含足够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