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化桥(成都)

1996年夏天，我买了本《东方》杂志，因为这一期刊发了王小波的随笔《沉默的大多数》，后面还有一篇写瞿秋白的《书生革命家的悲剧情怀》，文风似曾相识，署名是吴小龙。我很惊喜，我估计，这个“吴小龙”，一定是我7年前在福州大学认识的那个吴小龙。

果然是。后来，通过在京的老友于闽梅，我们终于联系上。等到再次相见，却又过了7年。2003年“非典”期间，小龙在重庆开会，顺便来了趟成都，一是看我，另外，成都是他研究的“少年中国学会”的人物重镇，学会创始人王光祈的故居、重要成员作家李劼人的故居，都在这里。

现在想起来，小龙那次来成都是比较失望的。一是对我比较失望，14年不见，我已经改变了很多，从当年风华正茂的校园诗人变成了一个混子。我们住在一起没几天，他就发现我很少读书，生活浮躁，只是给报刊写点打情骂俏的专栏糊口，学问和事业都没有多少长进。另一方面，我们去温江郊外寻访王光祈故居，找了大半天没找到，当地的老人说，房子早在“农田水利建设”时拆了。

可惜啊，“五四运动”前期领袖、后来国共两党群雄中的人物，连几间寒舍也没有留下。现在的成都人如果依稀知道一点王光祈，还是托了“超女”李宇春的福——幸好李宇春母校四川音乐学院还有一尊王光祈雕塑。从郊外回来后，我和小龙在雕塑前合了一张影，这张照片，就成了小龙留给我的惟一纪念物。

今年夏天，听于闽梅转述医生的话说，小龙只有两三个月时间了，最后，他坚持了半年。挺过这半年的病痛折磨，足以让小龙知生而豁然向死，正如肯·威尔伯在《恩宠与勇气》中所说：“痛苦不是惩罚，死亡不是失败，活着也不是一项奖赏。”

苟活，已经不是对我辈的奖赏，尤其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尤其是我曾经有过吴小龙这样的老师。2004年春节，我得意洋洋地带着新出版的网络小说《成都粉子》到北京，他和张卫民请我吃饭，小龙问 ：“你这部小说写了多久？”我说，两个月。他不再说话。

每个人离去时都会留下点什么。我原来以为，小龙留下的东西应该很少，他不是名人，在这个声嘶力竭、旌旗乱舞的时代，没机会在体制内成为名家、大家，仅出版过《细节的警示》、《少年中国学会研究》等几本著作。对于他的“少中”研究，我知之甚少，据朋友于闽梅说，他是这方面掌握材料最丰富的学者之一，这点我相信，陪他去寻找王光祈故居时，我能感觉到他治学的严谨。另外，小龙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仅仅教了3年书，还说不上桃李满天下。

但我估计错了。这几天，我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青年学子们悼念他的网页还在不断延伸。在他患病期间，学生们自发到医院轮流看护3个多月，2006年9月11日《中国教育报》刊发了长文《老师，让我们来照顾您》的报道。11月5日在八宝山公墓兰厅，为小龙送别的学生遍及全院各系各年级，更有已毕业的学生赶来，密密匝匝的学生长队绵延数十米，很多学生泣不成声……

小龙留下了他该留下的，而我，不过是受惠于他的千百个学生中的一个，可能还是其中比较不好的一个。

小龙可以安息了。尽管他正处于学术上的收获期，还有更多、更有价值的书等着写出来，离实现当年的志向还遥遥无期。我能想象，当他刚知道自己患脑癌时，内心一定充满了不平和遗憾。可惜的是，因为脑癌的扩散，小龙在最后的日子里不能对我们说点什么，也无法听我们说点什么。我原本是计划好要去北京看他的，因为工作的变故没有成行。最近几天，我努力回忆起了刚和他交往时的绝大部分场景和细节。

17年前的初夏，诗社一朋友带口信来说，有个叫吴小龙的学者约我到福州西湖公园谈一谈，那次谈话的主题我差不多已经忘了，但他当时说的很多原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比如提到鲁迅，他说：“鲁迅是中国最有人性的文人，可惜你们这代人不了解他。”

一句话就解决了我中学时代的很多疑惑，他的确是很懂得因材施教、直指人心的老师。我是一个学理工科的内地少年，基础比较差，他带给我的主要不是知识，是求知和求真的方法，我这才知道，古人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真不是乱说的。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小龙当成我真正意义上的老师，1990年春节时，我到他家蹭饭，穿了件省干休所一位老干部送的毛呢中山装。小龙对我说：“你穿这衣服显得很正派。”后来我一直爱穿中山装，1999年的时候我在《成都商报》管副刊，有天省作协的民俗作家冯水木先生来报社送稿子，在办公室表扬我说：“你太年轻有为了，这么年轻就管报社副刊。”我说：“我不年轻了，已经快满——”他打断我说：“你绝对比我年轻，肯定还没满50！”

50岁于我还比较遥远，小龙兄去年已过知天命之年，他是知天命而臣服于神，他的存在将比大多数人更为久远。小龙年轻时也是写诗的，奥登的诗句适合他：

靠耕耘一片诗田/把诅咒变为葡萄园/

在苦难的欢腾中/歌唱着人的不成功；

从心灵的一片沙漠/让治疗的泉水喷射/

在他的岁月的监狱里/教给自由人如何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