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舟

“爵士乐呢？”

“那不是音乐，是鬼叫。”

类似的说法当然并不新鲜——与“鬼叫”划等号的往往还有摇滚乐——但这一次将爵士乐判入地狱的是一个大人物：铁托，Tito。

促使我在旧书店买下1977年三联书店内部发行的《铁托传》的与其说是铁托，还不如说是库斯图里卡，这位萨拉热窝导演的电影中甚至出现过1980年铁托葬礼的镜头。库斯图里卡也是“无烟乐团”（No Smoking  Orchestra）的贝斯手，在他那部关于“无烟乐团”的纪录片《巴尔干朋克》片末，一名也叫米洛舍维奇的乐手在萨拉热窝被炸毁的大桥旁，拉起了手风琴……

假如换成是铁托在拉手风琴呢？铁托60岁大庆时收到斯洛文尼亚送给他的一架手风琴，他的传记作者有一天听见他房间传来手风琴声，起初铁托不承认，后来才承认自己喜欢锁在房间里拉手风琴。铁托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音乐爱好，为什么不到高山、大河，到剧场和露天集会上一展身手呢？

当然你也不得不尊重这位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乐迷对爵士乐的态度，即使他承认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说的，“这种鬼叫已经征服了全世界，甚至苏联。”从库斯图里卡与无烟乐团的深厚功底可以看出，爵士乐在南斯拉夫也早有所积淀。

但中国年轻的摇滚乐迷只知道“铁托”是用来指称自己这样的“铁杆的托儿”。既然Tito译为铁托，那么我们就不能将拉丁爵士大师Tito Puente译成“蒂托·普恩特”了。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铁托，一个爵士，一个反爵士（还有一位著名拉丁爵士乐手也叫Tito——Tito Rodriguez）。

爵士的Tito出过一百多张唱片，死了这么多年，至今仍是拉丁爵士史上排名第一的热门人物，他生于纽约，但流着古巴的血。库尔特·冯内古特声称“爵士乐大概是外国人仍然喜欢我们（美国人）的惟一原因”，这样一来，反美似乎也得顺带反爵士。不过铁托讨厌爵士应该说只是生理和趣味上的，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再说爵士的根难免还要追溯到非洲，并非美国专利。从卡斯特罗的传记似乎很难发现这位狂热的文学迷和体育迷有什么音乐爱好，音乐并非他的心头大好。既然卡斯特罗如此痴迷另一项美国土特产棒球，似乎不会幼稚到仅仅出于反美的心理就去压制爵士乐，何况他一直对纽约哈莱姆区念念不忘——那儿可是爵士天堂。在前两年的一部热门纪录片《菲德尔》中，可以看到当卡斯特罗时隔35年重访哈莱姆时，黑人朋友敲打着各色手鼓来欢迎他；当他在南非国会发表演讲之后，全场甚至齐唱黑人灵歌欢送他；在视察一所古巴学校时他问小学生：“你会跳兰巴达舞吗？”结果小学生们乐得群魔乱舞。更意味深长的是卡斯特罗与因文德斯的《乐满哈瓦那》而蜚声全球的好景俱乐部音乐家的历史性会面，老妖精西贡多拉着菲德尔的手大唱情歌！

但在另一部关于古巴流亡（或者说：叛逃）爵士小号手阿图罗·桑多瓦的故事片中，卡斯特罗成了爵士乐的对立面，桑多瓦在家中吹小号时甚至忍不住要把桌上摆放的格瓦拉像翻转过去。当人们把桑多瓦乃至“好景俱乐部”长期湮没无闻的音乐家都当成卡斯特罗政权压制爵士乐的例证时，似乎不知道或者淡忘了1967年正是卡斯特罗政府一手缔造了“古巴现代音乐乐团”，培养了包括阿图罗·桑多瓦在内的一代古巴爵士乐大师级人物,我刚刚在香港艺术节看到的古巴钢琴圣手曹楚·巴尔德斯也成长于这个乐团，而其父贝波·巴尔德斯则出身于1940年代有美国黑手党派对天堂之誉的哈瓦那“热带俱乐部”。卡斯特罗难免曾用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有色眼镜来看待爵士乐，要知道早期的古巴爵士乐手包括“好景俱乐部”的成员都在妓院混迹过，但美国与古巴音乐之间在历史上已催生过好几个伟大的“混血杂种”，岂容截然分隔。卡斯特罗并没有打击压制爵士乐的明显“罪证”，只是革命客观上造成美国与古巴音乐联系的长期中断停滞，即便为了抵制美国的文化影响，他也不会放弃发展古巴的民族音乐以及爵士乐。

但他的失误在于没有把古巴音乐视为一项丰巨的经济支柱产业，当然，即使想发展也要受制于美国的贸易禁运政策，不过越是这样，音乐越是有可能成为突破口。菲德尔或许不知道ABBA的唱片曾经长期是瑞典的第一出口产品，他只知道亲自上电视教百姓如何使用节能设备，却不知在电视唱唱歌跳跳舞恐怕效果更好——因为音乐就是古巴的核电站。

卡斯特罗的老友加西亚·马尔克斯早就在一篇漫谈音乐的随笔中深情赞美古巴音乐，同时质疑古巴政府为何不建立面向国外的音乐产业机构，像出售雪茄和蔗糖一样推销古巴音乐。他把《百年孤独》的畅销比作披头士的流行（此公商业意识一点不差，这就是十几年前来北京他劈头就质问版权问题的原因），并质疑说：“怕我们出售音乐吗？如果是这样，那就也不要出售蔗糖，凭什么说出售音乐是不道德的而出售蔗糖就不是不道德的呢？”这位曾在巴黎酒吧卖唱的大作家感慨在革命之前古巴就是一个音乐生产大国，可钱全让美国的唱片公司赚去了。

如今情况何尝不是如此，美国人依然在大发古巴音乐财。卡斯特罗没能把很多“鬼叫”变成金钱，其实它比雪茄更醇，比蔗糖更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