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

一个社会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会成为政治家面前的议题。比如，中国的农业税赋问题、城市流民收容遣送问题就有幸成为了政治议题，但是高考分数地区歧视、电信垄断等情况，虽然在很多人看来是问题，却始终没有成为迫在眉睫的政治议题。一个“问题”在众多“问题”中脱颖而出，上升为“议题”，背后有一个政治过程。在中国，这个过程往往依靠政治家的“慧眼”；在美国，政治家如果没有这个“慧眼”，各种社会力量就逼你打开“慧眼”。

最近“全球变暖”问题成为美国政治中的重要议题就是一个例子。

“公共选择”理论学者曼瑟尔·奥尔森有一本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其中心思想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一件事情受益人数越多，由于“搭便车”心理，人们主动去做这件事情的动力就越弱。按这个逻辑，全球变暖这样的问题，是最不可能变成政治议题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全球有60多亿的“和尚”，谁也不愿意主动去“挑水”。

事实上，许多国家的确采取这种“和尚”态度。美国的布什政府也一直持这种推诿态度，在已经有169个国家加入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之后，美国仍然没有加入，拒绝对排污量进行强制性设限。

但是最近，事情正在起变化。

首先是布什自己在2007年的国情咨文中第一次提到了全球变暖问题，并明确倡议美国在未来10年内减少汽油使用量20％。其次，国会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目前国会里与全球变暖相关的议案有十几个。最后，参加2008年总统竞选的几位热门候选人也纷纷在全球变暖问题上表态，争先恐后表达自己解决该问题的决心。虽然并不是每个议题都会带来问题的解决，但是从政治过程上来说，一个问题变成一个热门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

那么，全球变暖在美国政治中从问题变为议题，这中间有什么力量在推动？

先看“问题”是什么。科学家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全球正在变暖，并且几乎可以肯定这种变暖趋势由人为因素导致。据统计，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20个最热的年份，19个都是在1980年之后。科学家警告说，照此速度发展，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升高3.2到7.1华氏度，融化的冰山将使海平面上升7到23英寸。可以想象，不出几百年，农业生产将受灾难性影响，抬高的水位将淹没沿海城市。总而言之，地球如果失去冬天，人类也就失去了未来。

这样严重的前景，如果政治家们不去面对它，那么整个社会就要动员起来，“逼迫”他们去面对。

在这方面，美国社会近来最打眼的动作，就是去年的纪录片《难以面对的真相》。这部纪录片由前副总统戈尔参演，获两项奥斯卡奖提名，戈尔本人也因此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该片将全球变暖从“隐隐约约”的问题，变成美国的一个“客厅话题”。之后，戈尔又发起了“气候工程”项目，训练1000个志愿者在全国巡回讲演，一年10次，提高整个社会的气候意识。

虽然《真相》一片出尽风头，无数草根组织却一直在为此默默行动：美国30多个青年组织发起“校园气候挑战”活动，目标就是首先在他们的校园里争取清洁能源；一群科学家开创了一个气候变化博客，专门向大众普及相关知识；老牌环保组织“捍卫环境”最近将全球变暖作为其核心活动内容；86个基督教领袖发起了“基督教气候动议”，要求国会管制二氧化碳排放；一个民间组织正在筹划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气候示威”，预期在今年4月举行；新闻媒体相关报道层出不穷，仅《时代》杂志，近年就有4期封面故事是关于全球变暖；甚至那些排污主体也在没有政府“胁迫”的情况下，主动加入相关行动。比如包括GE、BP美国分公司在内的10个知名企业发起了“行动呼吁”活动，主动给自己的企业排污设限，与此同时，沃马特商场开始安装风力发电机，汇丰银行开始往“绿色投资”方面倾斜，等等等等。

正是因为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行动，民意开始觉醒，2006年的民意调查显示，87％的美国民众认为政府应该鼓励或者规定二氧化碳减排，58％的民众认为政府做得太少了。民意至此，政府只好“见风使舵”。虽然联邦政府仍然拒绝强制限排，但它已经开始通过科研投资、政策倾斜控制排污。同时，鉴于联邦体制里的上下分权，美国已经有358个市长签订“市长气候保护协定”，我行我素地在自己的城市适用《京都议定书》。

可以看出，全球变暖在美国从一个社会问题变成一个政治议题，并不是因为政治家“独具慧眼”，而是因为民间团体、新闻媒体、科学界、企业界、教会等草根社会的行动。一句话，是因为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虽然中国是排污大国，对全球变暖影响越来越大，却没有人知道中国到什么时候，会有大学生组织自己的“校园气候挑战”、会有知名企业联合行动主动限污、会有媒体争相报道全球变暖主题，从而将这个社会问题变成政治议题。“和尚”们可以永远互相推诿下去，但当抬高的水位开始淹没城市时，它可不分太平洋西岸东岸。

 （作者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