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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皮书·黄皮书　饥饿时代的高级“点心”

2007-11-06 16:54:28 来源: 南方都市报作者:

　　《灰皮书，黄皮书》，沈展云著，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重新解读了那段历史。

　　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代的“灰皮书”、“黄皮书”的出版，最早可追溯到1957年出版的《不是单靠面包》，也就是说，第一本黄皮书至今已有50年的历史了。这些书曾经在近20年的时间里，在高层干部、知识青年的圈子里隐秘流传。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已逐渐消逝，退出人们的视野。但是，不能忘记它们的出现，曾经启蒙了一代知识青年，直接催生了朦胧诗派和星星画展等文艺流派的出现。
　　沈展云是广州某出版社的一名老编辑。两年前他在本报开了一个专栏，专门讲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灰皮书、黄皮书的故事。最近，沈展云出版这本关于皮书的故事。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当年“内部图书”的专著。中国这一段“内部图书”出版、流通的热潮，即使在世界范围内看也是极其罕见的。在时光荏苒30年之后，人们重拾这段历史，有感性的回忆，也有理性的思考。　　

　　热爱　能够读到这些书的人很少，很幸运　　
　　
　　《你到底要什么》被趋之若鹜
　　1970年代初的一天，陈丹燕12岁，看到哥哥在看一本书。她问哥哥：“你在看什么书？”哥哥说：“你到底要什么？”陈丹燕回答：“我想知道你在看什么书。”哥哥还是说：“你到底要什么？”陈丹燕认为哥哥在装聋子，再问。哥哥终于失去耐心地大吼起来：“这本书就叫《你到底要什么》！”若干年后，陈丹燕成为一名作家，对这本书依然记忆深刻。她在文章里回忆当时看这本书的情形：“等哥哥晚上出去以后，我就开始看那本白色封皮的书，里面写到了苏联青年对社会的失望和他们消沉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心情，惊人地相似。只是他们比我们要奢侈一些，显出了一些颓唐的美，像落英。而我们粗陋的日子则更像是黄菜皮。这就是关于《你到底要什么》。”
　　《你到底要什么》是“文革”中期翻译发行的若干苏联当代小说中的一本，其他的包括《多雪的冬天》、《人世间》、《落角》等等，另外还有一些西方小说。这类小说一律用没有图案的浅色胶版纸作为封面，上面印着书名和类似“内部发行”之类的字样。小说类常常用黄色纸做封面，或者像陈丹燕描述的白色纸。而更早一批的“内部发行”书籍，多是关于社科类、思想类的，都用灰色封皮，比如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的《俄国局势真相》、《被背叛的革命》等。后来这些书籍被泛指为“灰皮书”、“黄皮书”。这些书当初被作为“反修防修”的目的出版，限制在高级干部级别里流通，却成为知识青年们趋之若鹜的热门读物。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在那个书籍极端匮乏的年代里，这些书受知识青年的热切追捧到了何种地步。
　　
　　读这些书，就像姑娘在初恋
　　徐晓与陈丹燕一样，是生于50年代的女作家。在青年时代，与朋友传看黄皮书的经历对她影响极为深刻。“我最早看到这些'禁书'大概在1972年。”徐晓回忆：“有的孩子年纪比我大，家里又有这些书，很早就开始看，大概在60年代就开始。我家不是书香门第，等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在那个年代，正规渠道下能读到的小说数量极其有限，都是经过极严格筛选后“又红又专”的作品，比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金光大道》、《红岩》、《欧阳海之歌》。徐晓能够接触“灰皮书”、“黄皮书”、“苏修小说”，原因在于她认识了赵一凡这个朋友，进入了一个传阅“禁书”的圈子。赵一凡是一位残疾人，也是一位对书籍、对思想有强烈渴望的年轻人。“他家里并没有很多这一类的书，但他很善于'中转'。”徐晓回忆道：“当时这些小说、诗歌都被视为禁书，谁也不敢公开读，更不敢传，但一凡却以传阅这些书籍为使命。他从别人那里借来，并以最快的频率传给尽可能多的人看。比如一本书在一凡手里如果有一个星期的空置时间，他会安排好几个人轮流读，并且很详尽地安排好每个人的时间和顺序。排队等着要书的人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他家把书取走，并且限定最短的时间传给下一个人。有时候一本书在一个人手里只能停留24小时。”
　　徐晓通过这样的机会看了很多经典的俄罗斯小说，以及《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斯大林女儿的信》、《铁托传》、《新阶级》之类的黄皮书、灰皮书。她以一种高亢的热情阅读这些书：“那时候我每天上班必经过地坛公园，我常常很早起床，经过地坛公园时把自行车停在路边，坐在椅子上读一会儿书。带着旧报纸包着的外国小说去上班的那些日子让人兴奋。就像每一个姑娘在初恋时都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个任何人都没有发现过的世界一样，你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也觉得世界和以前不一样。你变得格外活泼，也格外大胆。”
　　
　　伪装“省军级”干部，索求最“反动”的书
　　与徐晓的“不自觉行为”不一样，比徐晓年纪略大一些的朱学勤，当年则想尽办法寻找这一类“皮书”。朱学勤是上海人，1972年他结束插队生活，进入豫西山区的一个化工厂工作，同时坚持自学历史和哲学。1974年前后，毛泽东批示重印一些“文革”前的“灰皮书”，并组织翻译苏联及西方最新的小说、政治理论书籍。“毛泽东批准的那两批禁书，就在上海福州路上的上海书店出售，书店二楼有一个'内部书籍供销柜台'，凭'县团级'与'地师级'介绍信分级别配售。”不过朱学勤更向往“'内部'的'内部'”：“里面还有一个柜台，凭'省军级'介绍信才能进去，专供最'反动'的书籍，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朱学勤对这本书觊觎已久，可谓挖空心思，总算想了个办法，通过关系在工作单位开了一张介绍信，再到河南省委宣传部“换开”了一张“省军级”的介绍信。经过来回奔波和层层波折，朱学勤总算拿到介绍信回到上海，准备实施他的“致胜一举”。
　　他至今仍对这一充满戏剧性的情节印象深刻：“我先和朋友列了一张长长的书单，在介绍信有效期的最后一天，我们穿上呢质中山装，左上口袋插起一枝钢笔，尽量学出一副省军级写作组成员的派头，去到福州路上海书店，直奔二楼最里面那一间。”朱学勤谎称自己是批林批孔写作组成员，前来采购内部参考书籍，为此他忐忑不安，结果事情进行得出奇的顺利。书店营业员不仅帮他配齐了书单上的书，还热情地推介了两套后来对他帮助很大的书：《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学术资料选》16本，《苏联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23本。那一次是朱学勤“购书史上收获最大的一次”，总共买了四大摞书，花了300多元人民币，几乎是他当时整整一年的工资。
　　在那个年代，北京的徐晓们和上海的朱学勤们无疑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身处中国最中心的两个大城市，那里集中了大批的高干，内部发行的“皮书”通过高干子女，流通到了知识青年圈子里，使得这两个城市的一部分年轻人，有机会在“一块铁板”的环境中，接触到另外的声音和思想。“北京、上海、广州，能够读到'皮书'的人群数量是逐次下降的。”朱学勤分析。但即便是在上海，“文革”的知识青年里面，在当时能读到皮书的人，朱学勤估算也不超过5％。不过到了“文革”中后期及“文革”结束后，对“皮书”的管制逐步放松，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这些一直“受批判”的读物。　　
　　
　　缘由　重视“反面教材”，才诞生了这些皮书　　
　　

　　这些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部分著作在中国被翻译成灰皮书，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青年。

　　用灰皮做封面，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坏书”了
　　在朱学勤看来，“文革”中这些灰皮书、黄皮书，仿佛给他打开了一扇窗户：“室外的新鲜空气扑面而来，让人先是打了个寒战，接着精神抖擞起来。我很急切地寻找这些书，因为本能地感觉它们带来了新知。”
　　很多在“文革”中有机会读过灰皮书、黄皮书的人，都对那段经历留有美好的回忆，对那些打开他们人生另一扇窗口的书籍心存感激。但他们心中往往有一个疑问：在那个意识形态受严格钳制的时代，为什么有这么多“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甚至反动的书被翻译、出版、流通？这看起来是一件很矛盾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这可以说是当时国家的一项最高决策。时至今日，我们需要通过某些当年的亲历者的回忆，才能尽可能回溯到事情的最初本源。
　　郑异凡是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他便在中央编译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室负责编译“灰皮书”，清楚“灰皮书”最早的来龙去脉。在一篇名为《“灰皮书”：中苏论战中的“反面教材”》的文章里，他详细讲述了事情的起因：“'灰皮书'的编译、出版，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康生具体负责。毛泽东历来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重视'反面教材'，包括'老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作品的翻译出版工作，对此有过多次指示。这些指示通过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传达给我们，而我们就按照上面的布置开展工作。”1960年底，中央编译局在毛泽东指示下开始编译“灰皮书”。“根据我们的推荐，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著作的单行本。”其中，包括考茨基、伯恩施坦、鲍威尔、托洛茨基等人关于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局势等方面的著作。郑异凡回忆：“这些书统称为'灰皮书'，据说其名称和发行办法是康生提出的。康生说，这些'坏书'用一种颜色纸做封面，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坏书了。”“灰皮书”出版后，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特别交待要送购书证给江青，同时每本新书要送两三本到毛泽东秘书林克那里。
　　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张惠卿，也是当年直接参与“灰皮书”出版工作的负责人之一。他的回忆印证了郑异凡的说法：“1960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反修领导小组'，酝酿同苏共进行意识形态大论战，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论战前的理论准备，为了使党的高层干部对'修正主义'的历史、流派和观点有所了解，决定以'内部书'的形式出版一批'修正主义者'和西方理论家的政治著作，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灰皮书'。”由此可以确定的是，60年代初“灰皮书”的出现，目的就是备战中共与苏共的大论战，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毛泽东决定出版这些书，目的是让党内高层干部用批判的观点，了解“苏修”情况。
　　
　　翻译什么，取决于造反派领导的个人兴趣
　　“黄皮书”的产生和“灰皮书”有相似的原因，也是出于批判的需要。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孙绳武回忆了“黄皮书”最早的出版情况：“1960年，作家协会的领导召开了两三次外国文学情况交流会。会议上谈到了英、法、美的一些作品及倾向，例如反映这些国家中的青年人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即所谓'愤怒的一代'的代表性作品，其中有《往上爬》、《愤怒的回顾》、《在路上》。这些就是不公开发行、也不作宣传的所谓'内部书'出版的开始。不久，'内部书'开始以翻译反映苏联文学中的一些新的倾向的作品为目标，包括暴露苏联社会中阴暗面的《苦果》、自由化代表爱伦堡的作品《解冻》、《人·岁月·生活》。”
　　在此之后，“文革”中后期，数量更大的一批黄皮书被翻译出版。老翻译家草婴在“文革”期间是上海“黄皮书”翻译连的组织者。在草婴看来，“黄皮书”的翻译，除了中央“反修防修”的大方针，和地方造反派头头的阅读爱好有很大关系：“当时上海的造反派头领在'文革'前看过一些苏联小说之类的文艺作品，'文革'开始后中断了。到了'文革'中期，他们想再看一些这方面的书，就命令我们懂外文的人翻译出来。”当时这批上海翻译家们翻译出的作品有《多雪的冬天》、《落角》、《人世间》、《你到底要什么》等小说，都是后来脍炙人口的作品。“'文革'中造反派控制了图书的发行渠道，可以从外文书店弄到原版的苏联小说。至于为什么是这些小说，主要取决于造反派少数所谓领导的个人兴趣。”草婴说。
　　
　　“求知总是好的，愚昧总是坏的”
　　但历史往往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简单。细究起“灰皮书”、“黄皮书”的出版原因，除了“批判的需要”和上层的个人爱好，还有另外的插曲。朱学勤与一位老人私交颇深。老人名叫朱永嘉，“文革”期间分管上海文教，“相当于今天的市委宣传部长。”朱学勤说。在交往中，朱学勤得知当年上海的“灰皮书”等内部出版物皆由朱永嘉主管，不解于当时的情况下为何还出版这些书籍。朱永嘉回答他说：“老人家(毛泽东)那时有指示，说要'反对形而上学猖獗'，通过张春桥、姚文元布置到我这里，指示不能违。我自己确实也想出一点有文化有知识的书籍。只是念及那么多中学生在乡下，1000多万人无书可读，怎么得了？我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放大范围去做。北京方面来人责问，我拿出毛的批示，顶了回去。”朱学勤正是深受这批“灰皮书”影响而成长起来的学者，对朱永嘉此举很有感恩之心：“他说的是实话，首先这件事是毛泽东的指示，他只是照做。但他同时也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坚信一个简单的道理：对青少年来说，求知总是好的，愚昧总是坏的。”
　　不管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和动机，“灰皮书”、“黄皮书”自“文革”前到“文革”结束后，出版的种数不断增加，直到80年代才彻底结束出版，出版过的种数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我估计总的种数大概在几百种左右，达不到四位数。”朱学勤分析：“我曾经和好几个朋友交流过，核对过我们知道的书目，大部分人看过的不过几十种。我相信总的数字不会很大。”相对“文革”期间书籍严重匮乏的情况，这批书是极为宝贵的一大笔资源，成为对知识饥渴者的一汪甘泉。　　

　　翻译机器　翻译家们宁愿回去种菜

　　很多人提及这些“灰皮书”、“黄皮书”的时候，都会对这些书的精良翻译赞叹有加。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周克希是中年改行当翻译的，早年当过20多年的数学老师。“实在喜欢翻译，才在中年改行。”周克希对翻译的兴趣，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小时候受翻译文学的影响：“我在印象中看过《落角》，我已经不记得从哪里来的了，甚至也不记得故事，只是还记得它的译文，那是相当清新流畅的译文，比现在许多翻译者要出色得多。能看出来出自当时的翻译好手。说起来，是像草婴的那种清新的文风。在那样的年代读到，心里觉得很愉快，大概也是因为这样，我才记得优美的译文。”

　　↑↑↑杰克·凯鲁亚克著《在路上》
　　↑↑瓦·阿克肖诺夫著《带星星的火车票》
　　↑爱伦堡著《人·岁月·生活》(1－3)、《解冻》

　　不少当年的文学青年，在若干年后还在庆幸当初看了那样翻译流畅、文采出色的作品，对他们一生的文学道路都产生深刻影响。这样精良的翻译作品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完成的呢？
　　周克希提到的《落角》，其实不是草婴的个人翻译作品。1971年，草婴由于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成为牛鬼蛇神，在干校种菜，住草棚。“某天造反派的头头突然要找懂外文的人翻译东西，于是找到了我。”草婴被叫到“翻译连”工作，所谓翻译连，一共有15个人，都是像草婴一样，从大田劳动中抽出来翻译苏联小说的，草婴当了他们的小头头，负责最终统稿。当时翻译连已经翻译出第一部作品《多雪的冬天》。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草婴他们对当时在干校里重拾翻译工作这段经历并没有多少美好回忆。“翻译的条件很差。最初只能在干校里翻译，找了一个最大的房间当工作室，是干校的集体浴室，最早的几本书是在那里诞生的。”因为是“牛鬼蛇神”，翻译家们被禁止看其他任何的外报外刊，只拿到需要翻译的那本小说，连起码的字典、工具书都没有。而且工宣队给的时间非常紧迫，往往一本几十万字的书要在10天到20天内翻译完成。草婴直到今天回忆起那段时候，语气里还带着明显的不满：“我们说时间太紧没办法完成，工宣队的人居然说‘你们有什么好改的，上面写了热水瓶，你就写热水瓶嘛。’没有道理可讲，只能照办。”
　　对于这样苛刻的条件，翻译连只能想出对策，草婴称之为“可笑的办法”：“把15个人分成5个组，每组3个人。将一本书用剪刀拆开来，分成五部分，让大家分头看，然后在一起轮流讲书中的故事，让所有人了解整本书的故事，统一人名地名的译法。然后分头开始翻译。然后由一个人汇拢大家的译稿先通一遍，再传到我手里，我最后通稿。一旦完成，马上送走。”《落角》、《人世间》、《你到底要什么》和后面的一些书，都是在这样“流水作业”的方式下完成的。
　　草婴对重拾荒废多年的翻译工作没有多少喜悦心情：“其实在那时我真的愿意回去种菜的，这样的翻译工作很繁重，精神很不愉快。”唯一让他高兴的是，后来实在因为翻译工作不方便，翻译连被提前调回上海继续翻译作品，翻译家们得以回家与家里人团聚。这恐怕是“文革”期间翻译连的经历带给他的最好回忆。
　　事实上，“翻译连”的经历之所以让草婴这些翻译家印象恶劣，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一直在高压下机械化完成工作，犹如“翻译机器”。翻译家荣如德也是“翻译连”一员，参与了《多雪的春天》、《爱情故事》和非洲史的翻译。“我从来没有感到过翻译这些书就是时来运转，我们是机器而已，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没有我们选择的自由，包括不想干的自由。我们翻译的书只是在我们面前扬一扬，然后又带走，连我们都不可以有，我们对自己的地位十分清楚。恐怕没有人会想入非非。”正因为这么强烈的“机器感”，使翻译家们即使离开田间地头从新做起翻译工作，也从来没有重拾老本行的快乐。草婴说：“首先选定这些书就是我毫无兴趣的课题。”草婴在文革前的本行是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文革后，他花20年时间译完《托尔斯泰》全集，这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在他看来，《落角》、《人世间》、《你到底要什么》这些作品都“没多大意思”，和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比起来距离实在太大，让人提不起兴趣，完全是在被迫的条件下无可奈何地翻译出来的。“现在，我们那些人的确都不那么愿意说起那些事，我家里连那些书都没有留，我不想再看到它们，想起来，心很痛。”

　　↓列夫·托洛茨基著《斯大林评传》、《被背叛了的革命》
　　↓↓索尔仁尼琴著《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康·西蒙诺夫著《生者与死者》

　　历史作用　催生了对文化界影响深远的文艺流派
　　
　　用来批判的书，变成点燃的火种
　　无论如何，这批在当时来说无比珍贵的书籍，滋养了“文革”中无数干渴的灵魂，对很多人的一生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朱学勤回忆当初看这些灰皮书、黄皮书的感觉，用了“震惊”这个词：“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文中那种很陌生的表述方式，句法、比喻都不是我们以前接触的那种模式，让我觉得很新鲜也很刺激。看第一遍下来，书中用红线划的都是精彩的句子。读到第二遍、第三遍，才开始对书中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所吸引，从而受其影响。”对徐晓来说，影响她最大的　是当时看到的俄国、苏联小说：“当年像《新阶级》这样的书，影响了、改变了很多人，比如像多多这样的人。他能写出那样的诗，我想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受《新阶级》这一类书的影响。但我年龄小，当时看不懂这些书，对我影响深刻的是地下小说、诗歌那一类书。”
　　这些书对徐晓最大的改变在人生观上：“让我回归个人了。之前我受到的教育，都是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样完全意识形态的东西，没有任何个人化的东西，也没有‘人’的概念。所以当我看到《牛氓》里主人公在革命与爱情、个人与集体之间的挣扎，是很震撼的，让我意识到‘个人’的存在。我想，如果没有这些书，可能要到‘文革’结束后甚至80年代，我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不会有别的人向我灌输这类东西。这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除了人生观、价值观和文学方面的影响，这些“灰皮书”、“黄皮书”在当时实际上扮演了一个思想启蒙读物的角色，这与这批书出版的初衷恰好背道而驰。朱学勤回忆道：“当年我们这批人最早的一本启蒙读物，是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这是最早用文字写成的征讨‘文革’当局独裁的纲领性文字，是相当‘反动’的，本来是应该严格保密的。但毛泽东大笔一挥，传达到每个公职人员手中。当局是相当自信的，认为老百姓应该都是站在他们一边的，看到这样的文字只能增强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憎恶。而实际上，很多知识青年看到这份文字，却开始窃窃私语，觉得里面说的话有道理。决策层对此一无所知。以至于后来发生1976年的‘四五’事件，他们大为吃惊、恐惧，进而镇压。实际上，在此之前，地火蔓延颇有时日，才能形成这样壮观的民间抗议活动。而这类原意为批判服务的书籍，恰恰是点燃地火很重要的一个火种。”
　　朱学勤认为，造成这样情形的原因，是当局受意识形态蒙蔽的结果，其实是当局的一种“自我中毒”：“到了‘文革’中后期，可以说政府当局对社情、民情都成了瞎子聋子，不知道百姓在想什么、做什么，以为他们宣传的东西已经被全社会接受了，其实情况刚好相反。可以说这是封锁了别人消息的同时封锁了自己，愚民的同时也愚了自己。”
　　
　　把它们戏剧化，是不诚实的做法
　　这些书出现时间虽不长，但对中国几十年来的思想界、文学界甚至美术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岛、多多、芒克、顾城、杨炼等人通过“灰皮书”接触到西方现代派诗歌，从而产生了后来的“朦胧诗派”。于坚就曾很感慨地说：“我早年写作很难看到朦胧诗那些诗人可以看到的那种‘灰皮书’.我看到多多的一首诗，是一九七二年写的《致茨娜塔耶娃》，我很震惊，那个时代他们就可以看到西方现代派的书，他们有着有利的条件嘛。”　
　　事实上，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民间刊物《今天》、“星星画展”之类对文化界影响深远的文艺团体，它们的产生几乎或多或少都与参与者接触了“灰皮书”、“黄皮书”有一定的关系。
　　今天时间已经过去30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忆这段地下读书的往事，其中大部分是美好的记忆。对此，朱学勤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不应该过高地评价这些书的影响。在那种精神荒芜的年代，这么奇特的出版情况，留下一些介绍西方主流文明的书，作用是以一当十，不可低估的。但也不能高估。说到底，这些书是通过特殊的意识形态的筛选的书目，不一定是人类主流文明的最好精华。再加上我们这些人，从小受的都是极‘左’的教育，对这些残缺的读本，以一种疯狂的热情在阅读，当中误读或者走火入魔的现象肯定存在。”
　　朱学勤举了两个例子：“比如当时那批书里有介绍第三帝国、希特勒的书，也有拿破仑的传记，一些个人政治欲望比较强的知识青年，真是以希特勒、拿破仑为自己的人生楷模，打算走这样一条路。这绝对是走火入魔。我很早之前就写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篇文章。那些在思想史上早知早觉的人，为什么后来慢慢消失了呢？也是因为他们其实是被动地、片面地接受了这些思想，而不是主动自觉的选择。在那种不正常的阅读环境，不正常的学习方式，读的又是不正常读物，这三者放在一起，使我们没有理由过高评价这段历史。现在挖掘这段历史很有必要，但挖掘历史的同时，有人开始夸它，并把它戏剧化，这是不诚实的做法。真正健康的阅读肯定是建立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自己的信仰。”
　　撰文：本报记者　黄长怡
　　本文参考了陈丹燕女士《白皮时代的往事》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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