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思想之熊培云专栏
　　
　　民主是怎么炼不成的？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大兴庄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给出了点解释。在选举前一周，该村出现了公开叫卖选民证的热闹景象。谁能相信，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作为“权利图腾”的选票竟然像性病小广告一样曲折却又堂而皇之地爬上了电线杆。

　　民主之花凋谢在电线杆上。按村民的说法，在当地选民证“跟股票一样，一天几个价”，最高的已经涨到600元。“股票说”无疑是荒诞的，但这种“荒诞”却为我们指出了问题严重在哪里。

　　或许有人会说，这种两厢情愿的合谋“最大化”了双方利益，卖选票的村民急于兑现眼前的交易，而买选票的人则更倾向于将此视为长线投资。然而，稍有一点民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破坏选举的行为无异于将整个社会置身于巨大的危险之中。民主权利作为一项政治权利，既不可以被剥夺，也不可以转让。当选民证变成了可以自由买卖、随便转手的“股票”，当民主政治变成了受买选票人操纵的黑市，所谓民主权利充其量只是一种“朝不保夕的权利”，在震荡中可能成为600元的“绩优股”，也可能变为“垃圾股”一文不值。背后的事实是，无论这个黑市有多么“繁荣”，民主因为民意被买卖早已“崩盘”。

　　然而，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与买卖选民证相比，更为恶劣的是村干部“不说理由便将选民证拿走”。面对这种种发生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权利抢劫”，有村民提起粉笔杆子出来“反抗”，比如在家里的蓝色大门上写着三行字：“谁拿选民证，必须交600元，二话别说。”这或许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草根也最无奈的“钱权交易”。和通常理解不同的是，这里的“钱”更像是一种小恩小惠，而“权”则是公民权利。

　　谈到村民为什么乐于出卖手中的选民证，有人轻而易举地找到“众所周知的原因”——农民“贪图小利”、“见识短浅”。然而，人毕竟是活在自己的经验世界中，如果我们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就不难发现，这个所谓的“原因”实际上只是另一个原因的结果——即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让这些选民看到600元之外的“民主的好处”。换句话说，“民主不值600块”才是我们真正需要面对与思考的现状与困境。

　　值得追问的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然而，为什么这些规定对于选民与买选票者双方都没有形成有效的约束？

　　法制形同虚设，民主也便掏空了意义。当村官及其随从可以百无禁忌、大摇大摆地跑到村民家中索要选民证，对于许多村民来说，他们对民主的信心便已经动摇。村民们私下里会认为即使不卖掉自己手中的选票，其他人也会这样做。在这场个人对抗“组织”的博弈中，结果必然是有钱有势的买选票者笑到最后。

　　显而易见，买选票者的到场实际上已经启动了“选票垃圾化”的过程。既然民主变成了有钱人的买卖，既然选民倾向于认为手中的选票如同废纸，那么将一张“废纸”卖到600元也算是卖到了天价。从这方面说，村民跟风而上，做出叫卖选票的“短视”抉择，也并非没有内在的理性。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在有些地方选民宁可用一张选票换回几个鸡蛋的原因所在——在他们看来，这几个鸡蛋总比换个“民主的鸭蛋”要强。

　　如何使民主成为公民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首先得让村民相信民主。如果选民认为手中的选票与自己的命运毫无关系，而投票也只是毫无意义的参与，那么选举就不会有一个乐观的前景。即使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渠道说服村民不主动叫卖自己的选票，也难免不遭遇“无人投票”的尴尬局面。

　　印度生态学家安尼尔·阿加尔瓦在《再使村庄郁郁葱葱》中，雄辩地支持将自然资源交给村一级管理的思想。同理，将权利交给村民，让他们有机会为自己的现在与将来投上一票，也是为了让中国大地郁郁葱葱。然而，任何草木的生长都离不开一个大的环境与气候，如果不能在制度与文化上完成对民主的双重建设，不能给选民有关民主的信心，那么这种零敲碎打的民主就难免会变成“黑箱裹着红纸”的空洞的仪式。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