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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馅包子事件”与“后妈虐童事件”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新闻的真假，而是影响的好坏。同样是编造新闻，“纸包子”的编导被刑拘，“毒后妈”的撰写者却可以站出来解释，称其动机是为了给小慧治病，于是得到广泛的理解和同情，谓之“善意的谎言”。

　　再多想一想，我们会发现一些虚假新闻甚至受到肯定，获得表彰。比如过去一些英雄日记、劳模事迹，虽然疑点重重，但仍然被大力宣传。又比如主流新闻报道中常见的“会议圆满结束”、“形势一片大好”、“灾民们兴高采烈”、“每一位华夏子孙都感到愤慨”等等，显然经不起推敲，但仍然长期占据版面的头条和新闻奖的头奖位置。对这些新闻的肯定和表彰，不是因为它们最真实，而是因为它们“效果好”。

　　也许世界真的有所谓“善意的谎言”，但是至少在新闻报道中，我坚决支持中宣部等三部门通报文件中的用语：“坚决杜绝虚假新闻”。按照字面去理解，这句话显然应该被注释为：不管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无论其影响是恶劣还是美妙，只要是虚假的新闻，都不应该被容忍。尽管从哲学意义上说，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客观真实还是一个问题，但是在传播学上，客观真实始终是新闻报道第一位的目标，并有其自身公认的标准。新闻的真实要求记者尽可能准确地描述事实，而不是按照效果来设计新闻。

　　几年前，世界老牌报纸《纽约时报》自揭家丑，报道自家记者杰森·布莱尔编造多起假新闻的事实，无比沉痛地宣告，这是它创刊150年来最大的耻辱，雄心勃勃的总编辑不得不引咎辞职。这个记者到底干了些什么呢？按照我们的标准，他编造的那些新闻其实都说不上“影响恶劣”。比如，他编造一个犯罪嫌疑人的人生经历，编造对一个战地英雄的父亲的采访。这些编造都合乎人们的想象逻辑，并没有“纸包子”或者“毒后妈”那样惊世骇俗的效果。但是对于新闻来说，无论效果如何，编造本身就是一种耻辱。

　　从文化上说，我们没有求真的传统，而是比较重视实效。因此，要真正做到坚决杜绝虚假新闻并非易事，不只是领导需要改变观念，民众也应该反躬自省，扪心自问一下，我们不能容忍影响恶劣的虚假新闻，是否曾经为效果良好的虚假新闻鼓掌欢呼呢？如果媒体习惯了说谎，今天可能是善意的，难保明天就不是恶意了。前一种虚假新闻固然应该受到谴责，但只有后一种虚假新闻也被视为耻辱的时候，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才开始生根发芽了。

　　(原载7月26日南方网，作者长平，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