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多少寒暑，不管多难多苦，总有一群日军罪行的受害者和追求正义的人们，执著地奔走于历史和现实之间，争取应有的权益，寻求应得的赔偿。因为没有足够的赔偿和复原措施，无论个人和社会都不能抚平创伤、实现和解。
10年前的灵光一闪让王选走上了现在的人生旅程。
1995年8月3日的早晨阳光明媚，王选在日本姬路市的家中，不经意地浏览着一份英文报纸《日本时报》。突然间一条简短的新闻让她怦然心动，在黑龙江召开的第一届日本“731”部队国际研讨会上，日本和平运动活动家森正孝和松井英介报告了在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调查“731”部队细菌战引起的鼠疫流行造成的损害，3个村民代表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
崇山村正是王选的家乡，3个村民都是她所熟悉的，其中一个是她的堂叔。
王选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报纸上说到的两个日本人森正孝和松井英介，说：“我要参加你们的调查，我是崇山人，我有义务。只有我能把崇山话翻译成日语。”
这个时候的王选到日本已经7年了，是一家日本企业的中国商务研究员，正准备到美国深造。
走上索赔之路，一切都找到了意义
从这天起，王选的人生完全改变了，她踏上了细菌战受害者的调查和对日索赔的漫漫长路。很多年后，王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已经看见了，我想我是不可能再背过身去，装作不知道的！”
回想起来，王选认为其中有许多机缘巧合。8月6日是她的生日，而1940年8月6日，正是日军开始对中国的浙江进行细菌战攻击的日子。抗日战争期间，中国20多个省的100万人死于细菌战。
王选的小叔叔，就是细菌战的受害者，那时他才13岁。她还清楚地记得，父亲描述叔叔感染鼠疫后受尽折磨死去时，心情显得那样沉重，那是一段痛苦而恐怖的记忆。王选的家族，共有8人在这一次细菌战中受害死去。
一个假日，森正孝和松井英介乘坐新干线来考察王选，“我去车站接他们，当他俩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历史的存在，在那一刹那，我觉得是历史的大规律轮回到了我身上。叔叔的死，父亲的悲伤，我到日本留学，这一切的一切都找到了意义。”
王选发言时，两个法官跟着掉泪
深入调查细菌战受害者的王选很快被受害者推举为原告团团长，1997年8月11日，在很多日本律师和友好人士的支持下，王选代表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1999年原告增加到180名)第一次走进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要求日本政府就当年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暴行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这次官司的代理律师都是日本人，王选说，“现在律师团一共230人，其中大部分是挂名捐钱的，还有几个在实际做事的，都是义务地在为我们打官司”。
王选第一次在法庭上声泪俱下地发言时，三个法官中的两个，都跟着掉泪。侵华日军细菌战，这是一段让人声泪俱下的史实。从第一次开庭到第一次判决，5年间，王选出庭28次，诉讼的同时，王选还在做受害者的调查、取证工作，不断地在日本和中国间往返，她的一个助手、宁波大学志愿者张华星说，“王选其实很孤独，法庭上经常只有她一个人出现在原告席上。”凭着坚强的意志，王选一直坚持着，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细菌战作出了一审判决，驳回中国180位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诉讼要求，但是判决中法院认定细菌战是事实，承认受害者的受害情况。王选和受害者下定了决心要把官司打下去，于是向东京高级法院上诉。
漫长的诉讼又经过了11次审判，2005年7月19日，日本东京高级法院对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案作出二审终审判决，再一次确认了细菌战的国家责任，再一次拒绝了中国受害者的谢罪和赔偿要求。
王选说，“对二审的结果，中国原告团强烈不满，我们刚刚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申诉。”
判决的结果是意料中的，而应对的结果也是预料中的。
早在2005年5月16日，王选来到义乌崇山村，向原告们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败诉了，我们还告不告？”
那一天，在义乌江湾镇曲江王家祠堂里，面对着父老乡亲，王选大声地说：“我们坚持到了今天，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赔几个钱吗？我们要(日本)道歉，要谢罪，要承认事实！”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中日友好，是为日本不再犯这样的错误，是为了日本人好，是为了人类。所以就是若再败诉了，我们立即到联合国去申诉。”“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尊严，你们大家说我说得对不对？”
下面坐的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60年前战争的亲历者和受害者的遗属。他们大声而坚决地应和：对！对！
每一个败诉的诉讼里都有突破口
对于这一次判决，王选也有着自己的理解，“每一个败诉的诉讼里都有突破口，都有亮点，都有胜诉的方面。这一次高院也认定了(细菌战的)事实，日本人说，我不赖，这些坏事，我是做过的，而且判决书里写得很诚恳的”。
细菌战诉讼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在判决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说：“一旦(日本)国家司法机关经过证据调查对细菌战的事实进行认定，这一认定就具有绝对的权威，以后任何人也不能否定、歪曲和掩盖事实真相。”
王选所说的“每一个败诉的诉讼”指的是自1995年日本“和平运动”至今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20多个案件，原告包括抗日战争期间的细菌战受害者、被掳劳工、慰安妇等等受害者。这些案件没有完全胜诉的，少数在一审或者二审胜了，但日本政府又向上申诉。可是每一次判决，法官都认定了事实。日本政府坚决不赔偿，是认为自己的法律责任问题已经解决了。
“法律上关门并不意味着日本人不愿意在政治上、历史上、道义上解决”，王选有一个希望，“我们可以通过国家和日本谈一揽子解决的问题，两个国家弄一个和平基金”，她认为判决中对事实的承认就是一个共识，一个谈判的基础。
王选说，“最近的日本的英文报纸《每日新闻》一个民意测验就讲，75％的日本人认为战后日本社会上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和思考是不够的，这说明，现在日本社会里相当一部分人是认为日本政府应该重新考虑这个战争责任问题的，不是说日本的责任问题就这样结束了”。
相对于对日索赔诉讼，王选认为“把历史搞清楚整理下来是第一步的，如果没有这一点，对受害者的公正只是一个幌子，非常虚伪的。对受害者的正义首先要从对历史事实的了解开始。大家如果连他们的事实都不知道的话，怎么说讨回公道？”
10年间，王选不断地在做调查，她的足迹遍布了浙江、江苏、湖南、云南等省份，调查过的受害者已经数不清了，整理出来的笔记本成堆地放在她中国和日本的两个家里，“我睡觉的房子，日本人说一地震的话，人都要埋在笔记本里”。可是她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她做了最乐观的估计，“我调查了的不到10％”。
有的受害者在接受调查后不久就去世了，他们坚强地活着就是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得病，为什么他们的脚会腐烂、长年累月疼痛。调查者替他们回答了这个问题后，他们瞑目了。可是还有很多人终身都得不到回答，在痛苦中孤独地死去。
1996年12月王选在美国演讲：“今天我站在这里，是要给世界带来一个信息，这就是，我们是人！我们整整沉默了50多年，但今天我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些成千上万死得痛苦、肮脏而屈辱的中国人，那些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的细菌‘试验体’，曾经在地球上尊严地活过。”
王选说的“我们”就是细菌战的受害者，她想把细菌战的口述历史全部搞出来，“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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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连仁(诉讼至2000年去世)
日本深山穴居13年
1958年2月9日，日本北海道石狩郡当别町警方，在当地猎户的协助下，在一处深山洞穴抓获了一名穴居野人。这名穴居野人，就是中国劳工刘连仁。当时，他染上严重关节炎，舌头僵硬，不会讲话。
穴居野人的发现，牵出了二战间中国一个普通农民被掳异国的悲惨故事。1944年的秋天，山东高密刘连仁，被日军强掳到日本北海道明治矿业昭和矿业所当苦力。次年7月，由于不堪忍受奴役和虐待，刘连仁逃出劳动地，最后到达北海道石狩郡当别町的山洞中隐藏下来，这一躲就是13年，连战争结束也不知道。
在刘被抓的60年后，身在山东高密的刘的妻子赵玉兰谈起辛酸往事说：“刘连仁帮人办丧事时被汉奸抓走，家里只有租种别人的两亩地，我自己已经怀上7个月的身孕，实在拿不出钱来替刘连仁赎身。”
在中国政府及旅日华侨的救援下，1958年4月刘连仁离开日本回国。1996年3月，他在日本起诉，要求日本政府作出道歉并支付2000万日元的赔偿。2000年9月2日，他因胃癌去世。他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胜诉的这一天，我死不瞑目！”
按照他的遗愿，他的家人继续进行诉讼。2001年，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刘连仁胜诉。但今年6月23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宣判，刘连仁败诉。
夏淑琴(2000年起诉至今)
幸存者被诬作假证
夏淑琴是南京大屠杀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但在大屠杀过后60年，幸存者却被日本右翼诬为假证人。为此，2000年夏淑琴在南京和日本人打起了名誉权官司。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对日诉讼案件首次在中国法院提起诉讼。
1937年12月13日，夏淑琴全家祖孙9口人中7口惨遭日军杀害，时年8岁的夏淑琴在身中3刀后，因昏死过去而与4岁的妹妹幸免于难。夏家的悲惨经历在文献《拉贝日记》中有记载。
1994年8月，夏淑琴赴日本，参加日本民间组织的和平集会，向日本民众披露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夏淑琴的举动，引起了日本右翼分子的愤恨。1998年，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和松村俊夫撰书称南京大屠杀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夏淑琴等人是南京大屠杀的“假证人”。
夏淑琴认为这是对其名誉权和人格尊严的极大侮辱。2000年11月，她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状告松村俊夫和东中野修损害名誉。但因为种种原因，直到去年6月，案件才转由南京玄武区法院受理。
尽管历尽周折，夏淑琴诉讼案目前仍未作出一审判决。
“我现在惟一的愿望，就是在死之前，能打赢这场官司。”76岁的夏淑琴红着眼圈说。
苏智良(斗争八年)
为150万慰安妇证言
去年3月间在中国首次召开的慰安妇问题国际听证会上，上海师范大学年仅44岁的青年历史教授苏智良，将自己用8年时间实地调查出的中国慰安妇的真相，第一次在来自几十个国家的170余位学者参加的大会上公开曝光。
他以确凿的证据指出：在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时期，中国至少有20万妇女被逼充当慰安妇；中国慰安妇人数和程度实际上远远超过了朝鲜、韩国、菲律宾等国；中国的上海是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和最大受害地，日军在上海建立的慰安所总计达83个，有些遗址至今仍在；日军在中国的20余个省设立的慰安所绝不少于1万个，中国现有幸存的已知慰安妇15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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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是想借此告诉世界,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不容日本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