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
中日民间外交三十年樱花摇曳

任笑一


2002年8月22日,中日国奥足球对抗赛上,球迷打出“中日友好”标语。这场球中国队1:0胜日本队。

      
  渡尽劫波,相逢一笑。照看旧敌的孩子,分享新朋的果实。两双执过刀剑的手握在一起,宽容与和解的精神由之相会。我们寻求的原本就不是足致对方毁灭的惩罚,而是疗治创伤、弥合裂痕、恢复平衡,重新获得我们生就应有的丰富而充实的生活。
  
    
  61年前的夏天,刚从日本陆军学校毕业的吴学文和两个同学“叛逃”,在日本学习两年后,他们没有按日本人的安排回东北,而是偷偷溜出队伍,家也未回直接奔赴抗日第一线。吴学文毕业之时曾赋诗送给同学暗表心意,“白山黑水他年见,一片雄心在此机。”他们在河南新乡寻找抗日队伍时,偶遇国民党的侦察兵,三个年轻人就地加入国民党。

  此后,三个年轻人分道扬镳,吴学文作为共产党的情报人员立功,并于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新华社国际部的记者。吴学文没有想到,当初坚决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日的他,会成为中日建交历史的见证人。“当时,廖公(廖承志)对我说,你要做一辈子对日工作;我才31岁,我想以后的路还长呢,没想到真的如廖公所言。”82岁的吴学文早已白发斑白,提起中日建交的历史老人激动,双颊渐红。
  
  “不许日本人提支那”

  1954年,由于日语出色,31岁的吴学文被选入第一次访问日本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他虽是新华社记者但只能以随员身份(当时不允许记者随访)再次踏上阔别十年的樱花之国。

  “去日本之前,我作为翻译也曾接待一些访华的日本人,有时他们说话会习惯性地使用‘支那’‘满洲’等词语,我一听就非常恼火,有一次甚至和他们拍桌子,闹得对方非常下不了台,”如今已经82岁的吴学文忆起当年笑着说,“年轻气盛,对于日本人的这些做法非常抵触。”

  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的吴学文除了年幼时上私塾外,一直在日本人的学校里读书。受过奴化教育的孩子往往在对种族歧视方面更为敏感。

  去日本前,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代表团,亲自给代表团成员做起了工作,这让吴学文至今记忆犹新。“要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侵略中国责任在日本政府;要把日本政府中决定政策的元凶与一般官员区别开来。同时要看到,人是可以改变的。”至今,吴学文还能够准确地背出总理的这番话。
  
  第一次民间访问日本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政府协助3万日本在华侨胞回国,许多日本侨胞对中国的印象比较好。由于正处冷战时期,中日关系“极不正常”,美日当局对代表团访问多方阻挠,蒋介石集团和日本右翼更是千方百计破坏,中日交涉20个月,才最终促成1954年的第一次民间访问日本。

  “我们当时要从香港转机,中途要在美国人控制的冲绳加油,一路上绷紧神经。”虽然平安到达日本,吴学文还是捏了一把汗。

  等到大部队来日本时,日本有3500人在机场迎接中国红十字协会代表团,虽然在队伍里仍有人摇白旗,反对来访,但很快就被红旗所覆盖。“在代表团访日期间,许多侨胞自发组成护卫队,保护代表团安全。

  代表团是战后中国第一次出访,因此虽为民间团体,但意义非凡,在日本的行程也排得满满的。一天傍晚,廖承志在和日本某代表团接触后,忽闻邻家日本民居歌舞声,热闹非凡,原来那家正在举行婚礼。“廖公爱热闹,就带着我们去参加婚礼,“日本平民看到有中国代表参加婚礼非常高兴,而廖公也不顾疲劳尽可能地和日本民众接触,宣传中国对日本的态度。14天的访问中,会议一个挨着一个。”
  
  尼克松访华刺激了日本

  从1954年第一次成功出访日本之后,他曾先后30余次前往日本,并作为驻东京记者站工作人员。然而在日本中国邦交正常化之前,他曾经两度被日本宣布为最不受欢迎的人,当时日本右翼势力和美国对日本外交的控制都给中日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吴学文回忆,1963年苏联美国要在禁止原子弹氢弹争取裁军世界大会上通过部分禁止核武器实验的条约,而此后一年中国核试验就成功了,如果条约通过,就意味着中国无法研制核武器。在那次世界大会上,中国派出代表团坚决反对该条约通过,吴学文便是成员其中之一,当中国代表团成功阻止了该条约的通过后,当年夏天日本就宣布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三名代表为日本不受欢迎的人。日本报纸以头版刊登《拒绝学文氏入境》的新闻。

  然而,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破了日本和中国僵持的局面。由于美国未和日本“打招呼”就访问中国,使得长期追随美国的佐藤内阁十分被动。当年7月,田中角荣当选自民党总裁表示,“我是在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的时刻执政的……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问题,时机正在成熟。”

  “当中日完全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的时候,蒋日条约仍然存在就是不可想象的了。”然而对于这项重要的声明,开始吴学文并未予以重视,作为新华社负责日本报道的记者将100字的报道交送总理。“总理批评我们没有跟上形势,未能把田中讲话的积极而重要的内容写进新闻,”吴学文将原来对此报道的100多字稿子,扩充到800余字,审后很快批发。

  时机与果实一起成熟,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与大平外相金秋访华,并于29日与中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中日关系中历史性的转变。“那时我负责接待田中首相的来访,当他登上长城很高的一座烽火台时兴奋地和记者们说:‘我比尼克松总统爬上更高的长城了。’”日本记者自言自语地说:“这句话意味深长啊,日本早于美国与中国建交,完全是基于田中角荣的决断。”当年中日签订和平友好协议,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只承认一个中国。
  
  花甲“披挂”执笔重上江湖

  “1972年的和平协议只是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但就法律程序而言,只有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批准生效,中日才是名副其实地结束战争状态”,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作为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率团访问日本,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

  但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时,中日仍就一些敏感问题存在分歧,双方都有让步。邓小平从大处着眼,着力恢复中日正常邦交。在日本访问期间,田中首相曾小心翼翼地提到钓鱼岛问题(日本称尖阁列岛),邓小平就钓鱼岛问题发表谈话,“你们叫‘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将来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不久,吴学文以60岁高龄再战江湖,参加1983年胡耀邦主席访问日本的采访,并出色完成任务。

  吴学文从31岁第一次访问日本到1993年正式离休,一直没有停止对日本的研究,如今他仍在中日史学会担任名誉会长,并出版了《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等日本研究的论著。从1954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访问日本,到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再到1978年中日正式签订和平友好协议,中日关系的和解经历了漫长的24年,而这24年也正是吴学文人生的黄金时段。
   
  
  ■链接·人物
  
  田中角荣:“刀光下”远行中国

  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1918-1993)出任日本首相。上任当天,田中角荣发表讲话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

  后来,在谈到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时,田中只轻描淡写地说:“中国人经常讲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呢,只不过是在这个时候拍板,然后执行而已。”然而,当时情况并不是如此简单。在启程访华前,曾有许多日本右翼分子给田中打电话,威胁他不要去中国,否则浅沼稻次郎就是他的前车之鉴——1960年日本社会党领袖浅沼稻次郎发表演说,呼吁“尽快日中邦交正常化”,一名右翼分子突然跳上台,一把利刃刺入浅沼的心脏……
  
  廖承志:“廖公”熟知日本表里

  廖承志(1908-1983)被中日两国人士尊敬而亲切地称为“廖公”。他在东京出生,当时他父母廖仲恺、何香凝正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父亲被暗杀后,廖承志又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1928年回国投身革命,参加过红军长征。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长期负责对日工作。在之后的30多年里,廖承志为发展中日友谊,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身为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廖承志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友人宫岐世民说:“如谈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离开廖公是无法谈的。因为他能够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来理解日本人的观点,熟知日本的表里。”
  

  ■链接·事件
  
  日本对华援助功不可没
  
  从1979年开始的日本对华援助(简称ODA),包括有偿援助、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3个部分。有偿援助部分就是通常所说的日元贷款,无偿援助部分是日本对中国的赠款,技术援助则是日方为中方免费提供人员培训等技术合作。

  来自财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3月底,日元贷款协议额达到了3万亿日元。日本驻华大使馆井出敬二公使称,日本政府对华开发援助,目前已达3.3万亿日元,按不同时期的汇率折算,约合1726亿元人民币。这些资金广泛用于中国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以及农村开发、环境保护、医疗、教育等领域,援助项目遍布中国各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据2004年6月1日香港《大公报》报道,“1972年中日签订外交条约时,中国决定不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而日本承诺经援协助中国经济建设。这项内容虽然没有公开,却是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与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两国政府首脑之间的默契。”
  
  中国母亲抚养五千日本遗孤
  
  在中国东北,二战后留下了大约五千名日本遗孤,最大的十来岁,最小的才几个月。几乎每一个遗孤都和中国养父母都有一段浓得化不开的感情。中国东北的老百姓虽然惨遭日本侵略者蹂躏十四年,但当他们看到无辜的日本儿童时,仍伸出了善良的双手。一名评论者说,五千名日本遗孤,意味着五千个中国家庭,一万名中国父母,付出了超越血缘关系和民族恩怨的心血和汗水,把他们抚养成人。

  中国的养父母的厚爱不仅感动了遗孤们,也感动了日本的友好人士。

  2004年,一部名为《母之爱:中国母亲和日本遗孤的故事》的纪录片拍摄完成,数位日本战后遗孤用口述历史的方式,讲述了那段远去的历史。

  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小河内敏朗看了这部纪录片后说,“它让我重新思考日本在中国东北那段沉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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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尊严,要日本道歉、谢罪、承认事实!



吴学文
作为新华社记者,吴学文成为中日建交历史的见证人。
新京报记者
 王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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