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翱翔在广州晴空，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俯视着舷窗外的云山珠水。此行，他戴着接受日军投降的胜利之冠，心头涌起的却是感伤：回首1938年10月12日，日寇魔影于大亚湾突现，短短十天，广州不战而陷；至1945年9月3日抗战胜利，日军一周内在广州市内绝迹，南中国这座曾经最富庶繁华的城市，在日寇铁蹄下满目疮痍。
张发奎的座机抵穗，是1945年9月15日。
胜利日的笑声遭压制
一个月前，日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遍每条街道，当时的伪广东省政府及伪广州绥靖公署下令禁止市民燃放爆竹，并令宪警在市区实行“特别警戒”。
而9月15日，在张发奎率新一军全副武装进城的盛大仪式上，广州人被压抑多日的喜悦终于可以尽情释放。
从白云机场，到中华路(今解放路)，到长堤，张发奎和随行的美军联络部博文将军并肩站在吉普车上，广州民众夹道欢呼。爆竹声、锣鼓声、掌声、笑声，激荡在空气中；飘扬的国旗，灿烂的笑容，舞动的醒狮，高耸的牌楼，交织在一起。
每一个广州人对胜利各有不同体会。对当时才十岁的市民黎显衡来说，胜利来了，有米吃了。这个最开心的事在60年后的今天，他仍难以忘记。
1943年广东大旱，闹米荒。日伪当局为控制局面，驱逐30万人离城。日寇一面疯狂搜劫粮食作军粮，一面强令有购粮证的市民打“夏令防疫针”才能买米，结果打了针的，手臂胀肿，中毒死去。当时的广州，每天有数百人饿死或绝粮无望自杀。
黎显衡的姐姐卖番石榴。乱世中，生意惨淡。1945年胜利前夕，米价一天内涨十余次，三天内涨万余元。黎显衡一家只能天天吃着卖不出去的番石榴充饥。这样的日子终于熬到日军投降，米价大泻，黎显衡才终于吃上一碗久违的大米饭。
遗民泪尽胡尘里，盼望王军已八年。胜利突然降临的喜悦，并没有抹去广州人八年中经历的伤痛。
1937年8月31日至1938年10月，日军对没有军队防御和军事设施的广州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狂轰滥炸，天主教圣心大教堂没有幸免，200多民众和教徒死伤；芳村千年古刹大通寺以宋元“羊城八景”之一“大通烟雨”著称，竟遭日寇拆毁，建成炮楼、碉堡；爱群大厦曾是广州人休闲玩乐的好去处，却沦为了“皇军慰安所”，许多年轻女子在此成日寇供淫乐工具；全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广东省营制纸厂积五年之力建成，仅试产100多吨新闻纸，3600多件机器就被全部劫往日本，大量工人失业；海珠南石头难民营成日军波字第8604部队投放细菌武器的试验场，数万难民在此，要么尸骨无存，要么落下终生残废……
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莫莫嘉度亲眼看到了，在日军占领下，广州从华南地区最大的城市变成了一座“死城”。八年中，广州人口从沦陷前的120万人至1945年仅剩一半。
9月16日正式受降
张发奎于8月21日在湖南芷江接受了接收广州、香港、雷州半岛及海南岛的受降官任务。受降仪式原定9月3日在南宁举行，后又改在广州。
1945年9月16日，广州中山纪念堂布置一新，入门处高挂一副对联：“驱逐敌虏，重整山河”，门额上高悬一个巨大的红色“V”字，中、美、苏、英四国旗迎风招展、鲜艳夺目。在场的183人，共同见证广州自1840年遭外敌入侵以来最荣耀的一刻。上午10时，广东地区日军投降代表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等步入礼堂，向受降官鞠躬致敬，立正候命。中方下达“国字第一号命令”，日寇代表垂头聆听，神情沮丧。待中方命令宣读完毕后，田中久一签署了降书，随即被押赴集中营。整个受降典礼持续40分钟。
时光倒流八年，这座广州地标性的建筑物却饱经凌辱：1938年，日机轰炸在此留下了累累弹痕；1940年，汉奸汪精卫在此与日本南支派遣军安藤利吉合谋建立广州伪政权；更可耻的是，日寇在中国人纪念孙中山的殿堂里祭拜军中亡灵……然而，曾不可一世的日寇最终在这里向中国军队、向广州人民俯首听命。
1945年10月10日上午8时至10时，中山纪念堂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大会，纪念堂前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
接收日伪财产成“劫收”
孙国栋战前住在广州珠江南岸的同福路，沦陷时逃难到澳门，几经辗转，1944年在重庆从军。胜利后，他又随孙立人率领的新一军回到故乡，奉命查封一些敌伪物资，其中有爱国华侨胡文虎的物业“永安堂”。
广州沦陷时，这座大楼是日伪的重要宣传机构“广东迅报社”。战后，永安堂内还存着三部平板印刷机、排字机和大量白报纸。孙国栋还记得，他的几个同僚盯上了这些白报纸，找到他，意图卖了钱，大家分用。孙国栋一听，大惊：新一军在缅甸作战，军纪严明，现在刚收复失地，沦陷区内百废待举，怎么就不自律守法了？
像孙国栋这么想的只是少数。在当时，上至中央特派大员，下至部队士兵，争相掠夺国家财产化为己有。社会舆论把国民党的“接收”称为“劫收”、“发胜利财”。
张发奎在后来的回忆里，也感慨道：人民由希望的高峰跌入失望的深渊之中。抗战胜利的光荣，因此而黯淡褪色了。
1945年9月16日，日军投降仪式上，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左二)在投降书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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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吊将士重温会战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