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27日，西安城内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这一年的中国，时局动荡。两个月前，中国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于甘孜会师，一个多月后，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也在甘肃会宁会师，蒋介石围剿计划破产。同时，中日关系空前紧张，在华北、华中，两军严阵以待，大战一触即发。
　　
　　祖父临终赐名

　　孩子的祖父连横是位晚清和民国初年的一代大儒，著有《台湾语典》和《大陆诗草》等，并整理了《台湾通史》一书。在孙子出生前两个月，他因患肝癌，弥留上海，留下遗言：“中日必将一战，若生男则名‘连战’，寓有自强不息、克敌制胜之意义，又有复兴故国、重整家园之光明希望！”

　　那个动荡年代出生的小生命于是有了一个特殊的名字。

　　连战的父亲连震东毕业于日本东京庆应大学，从政40余年，当时在西安任“西京筹备委员会”秘书长。母亲赵兰坤，燕京大学毕业，当过中学教员和训导主任。父母尊重老人遗愿，给儿子取名“连战”，但又觉得火药味儿太重，因此又取字“永平”。

　　连战出生4个月后，爆发西安事变；第二年7月，连战还不满周岁，抗日战争终于全面爆发，国共两党随后建立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内战暂时停止，联合对日作战。
　　
　　童年经受战乱

　　连战曾写过一篇文章，诉说当年的情形：“我的出生地——西安，是日机经常轰炸的地方。我至今记得西安城墙下的许多防空洞。父亲每天上班，都要绕着城墙走，我每天倚门而望，看着穿粗布军服的父亲渐行渐远，都不知道他是否能平安回来。”

　　连战提到的防空洞，是在抗战期间西安军民为躲日本飞机轰炸而在城墙上挖就的。洞洞交错，纵横相连，足有近千个之多。桥梓口处的防空洞较为集中。《西安市志》记载：5月24日，日军飞机空袭西安，炸塌西大街桥梓口防空洞口，千余平民被活活闷死在洞中。这是抗战时期西安最大的一次惨案。

　　连战在西安读书，上得最多的课就是跟着老师跑防空洞。有人跑得慢了，就会被弹片扫中，立刻血肉模糊。“日本人在前线天天杀，在后方天天炸”，连战在文章中说，“我们眼看成千上万的兵士被送往前线打仗，幼小的心灵，对凶残的日本人真是厌恶到了极点。”

　　5岁时，连战进入作秀小学读书，后来作秀小学被日军炸毁，他只好转学到北新街小学念书。在这里，连战给同学亲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连战的表姐赵茹梅回忆说，学校老师给家是东北的学生发“国耻纪念章”，连战冒充东北人也要了一个，他振振有词地说：“我妈妈就是东北人。”

　　小小的连战有着鲜明的个性。一名老人回忆，一次，他看到一个小学生骑着自行车在村里的泥路上走，摔了一跤，“泥路又臭又脏，这小孩一身都是泥巴，可他既不哭，又不怕脏，爬起来又骑车走了”。老人说，当时他问是谁家的孩子，有人告诉他是连秘书长的孩子，“我当时就想，这孩子真有闯劲。”

　　连战自己也说：“我从小活泼好动，一点也不拘谨羞涩，到了七八岁‘猫狗都嫌’的年龄，着实令母亲和师长头痛不已。还记得母亲有个治我的法宝，就是她非离开片刻不可时，就用笔在地面画一个圈，命我坐在圈圈里的板凳上不准出来。如果我被发现有违令之嫌，免不了要吃顿拳头。”

　　8岁时，连战随父母从西安迁到重庆，生活更加艰难。每周他母亲都会准备一小罐猪油，让连战带到学校，就着盐巴下饭，这对他来说已经算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了。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年。一天，连战迷迷糊糊地想睡觉，突然一声巨响，他以为又是日本飞机轰炸，正想往外跑，迎面而来的母亲拦住了他，满面笑容地说：“胜利啦，胜利啦！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啦！外面都在放鞭炮呢！”听到这个消息，连战手舞足蹈地拉着母亲的手，跑到街上，同重庆数十万居民一起欢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仕途一帆风顺

　　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连战的父亲返台办理接收事宜。1946年，10岁的连战随母亲离开大陆，到了台湾。连战上中学时，连震东已经官运亨通，这时的连府环境与从前大不相同，连战开始打高尔夫球，并经常组织郊游、参加舞会，其玩伴都是些高官富商子弟。自那时起，连战就开始成为“政坛四公子”之一。

　　之后连战仕途一帆风顺，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外交硕士、政治学博士学位。1988年任“外交部长”，两年后调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993年2月担任“行政院院长”，8月获李登辉提名，担任国民党副主席；1996年3月任副“总统”。2001年3月，连战参加党内直选，以97％的得票率当选为国民党主席。

　　1995年，时任“行政院长”的连战决定在台北修建“抗战胜利纪念碑”。今年4月，连战率领国民党访问团访问大陆，完成继1945年8月国共两党重庆谈判之后，两党最高领导人相隔60年的再次历史性会晤。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连战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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