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长春亭提前回家，和来访的客人谈过话后，12点前便就寝了。刚入睡不久，北平驻屯部队联队副官河野又四郎大尉打来电话，武官室的值勤兵把我叫醒……就是卢沟桥日华两军发生冲突的第一次报告。我大为震惊……”

　　1937年7月8日凌晨两点，日本驻华大使馆陆军辅助军官今井武夫从床上获悉这个消息，“急忙穿上军装跑到隔壁的联队本部”。这时距日军打响卢沟桥的枪声过去3个多小时。

　　这个年轻的军官191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入富士步兵第69联队任士官候补生，后再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长期在日本军参谋本部中国科工作，随后任派中国大使馆。与众多少壮派军人一样，今井武夫也把中国视为日本海外扩张的最理想目标，当然也是个人前途飞黄腾达的大道。
　　
　　参与“七七事变”谈判

　　“开枪之事，双方均未造成任何伤亡，甚至子弹落到何处都不知道，和听了一阵鞭炮差不多。”这是一起突发的单独事件，还是有更深的寓意？8日夜至9日凌晨，双方即开始紧急谈判。谈判在北平、天津两地举行，今井武夫参加了北平的日方代表团。随即双方代表达成三条口头协议，要求不扩大事态。

　　10日，中日交涉又开始进行。今井武夫也参加了这次谈判，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1日下午，与冀察政务委员等人再次进行交涉，中方基本同意了日方提出的条件。正在这时，日本内阁决定派兵的消息已经传达给华北驻屯军。下午2时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情报参谋给我打来特急电话，传达了东京内阁会议的决定：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当日晚，机关长仍然与中方代表签订了协定，这不过是争取时间，敷衍中方。”

　　与此同时，日本华北驻屯军作出决定：“以此项事件为转折，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逐步集结兵力，伺机对河北省的中国军队给以彻底打击和扫荡。”
　　
　　冈村宁次的副手

　　战争随之全面爆发，今井武夫官级也节节升高，先后任日本大东亚省参事、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第二课课长、上海陆军部高级部长等职。1944年9月任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成为冈村宁次的副手。他长年从事情报工作，参与策划成立汪精卫伪政府。然而，卢沟桥事变爆发8年后，在湖南小县芷江，今井武夫完成了他在战争中担任的最后一个角色——日军向中国投降的降使。

　　1945年8月10日，日本裕仁天皇决定投降。8月18日，蒋介石电冈村，要求日方代表必须在21日到达湖南芷江，19日冈村复电，告以今井武夫为日方投降代表。何应钦组成庞大的洽降代表团，并决定由昆明、重庆、贵阳各大报社派出记者前往芷江。中国决定用最大的阵容来完成洽降手续，让全体中国人分享百年来初次受降的欣悦。
　　
　　芷江洽降落寞难掩

　　8月21日，今井武夫一行从汉口登上一架漆皮脱落、黄绿斑驳的专机，11时15分，抵达芷江机场，随行的日军人员有参谋、翻译等8人。飞机缓缓降落后，四周等待的中方人员和新闻记者一拥而上，把飞机团团围住。机舱打开，首先走出的是翻译，接着便是降使今井武夫。头戴拿破仑帽，佩少将军衔，蹬马靴，穿着草绿色哔叽翻领军服的今井，尽管努力保持降使的尊严，但仍难掩落寞之情。犹如过街示众的囚犯，今井武夫高昂的脑袋这时也略微低了下来，与其随行的人员更是把头沉得低低的。

　　今井武夫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这架飞机时说：“它饱经战争苦难，不仅漆皮脱落斑驳，而且满布弹痕，越看越觉寒酸，实在也是万不得已。”他不禁吟起日本将军安倍贞任800多年前年战败投降的诗句：“且顾残衣甲，褴褛难遮掩。”围观的人群意犹未足，索性把机尾的两条红布尾巴扯下来，分成许多小块，每人留一块作为纪念。

　　今井武夫带着手下及相关文件来到芷江，面对大批中美人员以及此起彼落的相机“咔嚓”声。其尴尬沮丧衬托出的，正是四万万中国人的欢欣鼓舞，“芷江受降”成为抗战胜利的经典画面。

　　时任芷江受降典礼筹备处负责会务工作的魏鸿祥回忆，日方人员分别坐上4辆插有白旗的美式吉普车，驶向位于舞水河畔的七里桥会场。从机场前往会场的10多公里路上，老百姓高喊着“打倒日本鬼子”、“审判战犯”的口号，不断拿石块砸向日本降使乘坐的吉普车，打在吉普车上“丁当”作响。沿途尽管有宪兵把守，但争相观看日本降使的人群仍然不断拥向路中间，阻挡了车队的前行，汽车就这样开开停停。
　　
　　七色的彩虹

　　受降会场是一间长约20米、宽约8米的木房，大厅右边挂着一张孙中山的半身像，国民党旗、国旗两边贴着孙中山的著名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像前有排成弧形的几张桌子，上面铺着洁白的桌布，有如法官的案台。对面摆着另一张桌子和四把漆黑的椅子，作为投降代表的座位。

　　在现场上千双眼睛的盯视下，今井等4人脱帽入室。接着，4人走过空位，对着中方受降代表萧毅肃将军深深一鞠躬，然后如同面对上级长官般挺直地站着。萧毅肃神情严肃地请他们坐下，开始介绍自己与其他中美代表，然后查询今井等人的身份。

　　从当时留存的照片看来，面对中国代表以及大批围观的中美人员时，今井等人均面露忧戚之色。事实上，这是甲午战争以来，日军代表首次坐在战败者的席位上听候中方的命令。对于这样历史性的一幕，现场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愿意错过，不仅室内站满了人，连外头走廊也满是探头张望者。

　　今井武夫当时的心情，在回忆录中也有描述：“降使一行沉痛地陷于伤感之中”，“内心中充满了绝望孤寂感和不安的心情”，“作为战败国使节，我们等于铐着双手来中国投降”。

　　接着便是受降的主要内容，萧将军取出何应钦将军要求今井转交冈村宁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由工作人员以中、日、英三种语言高声朗读。今井头上冒出汗珠，身旁的副官也是双唇紧闭。主要仪式历时1小时17分，今井低头看了备忘录几眼，拿起毛笔在收据上写下“今井武夫”，再盖上一枚椭圆形的朱红印章。收据接着由萧将军的翻译收回，今井欲对一些问题提出说明，却遭萧将军婉拒。于是今井率随员起身鞠躬离座。

　　16时50分，日本降使起身鞠躬，退出会场。就在人们退出会场时，七里桥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道彩虹，人们指着天空一阵欢呼，“快看，彩虹，七色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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