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六十年之后，我们发现9月3日——这个被确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日子，对于跑到重庆苦撑八年终获惨胜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来说，确是少有的喜形于色的一天，而这种毫不掩饰的情绪表现大概只有在当年把红军赶进“石达开第二”的绝境时可堪比拟。

　　1945年9月3日，蒋介石留在国史上的记录是：全身戎装，特级上将军衔和排排勋章交相辉映，兴致勃勃地驱车在重庆市中心巡游了一番，其间不断领受着街道两旁“蒋委员长万岁”的欢呼。志得意满，风光无限，真是“大丈夫当如此也”。这一天，也还没有共产党提出的“十一条意见”来扫他的兴，那是第二天晚上的事情了。

　　不过蒋介石的志得意满并非仅是抗战胜利使然，而更是出于即将实现“抗战建国”宏愿的憧憬。虽然眼下正在进行的谈判有些胶着，但他原本就没有把这当回事。其《中国之命运》(陶希圣代笔)中有谓：“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办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做。”虽然共产党没有拒绝谈判，但文章依然照做：美国的3000架飞机正在帮国民党运兵到接收地区，已被蒋任命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的冈村宁次也在指挥日军抵抗八路军的就地接收。只等棋局摆好，国民党军队就可向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而且显然已是胜券在握。

　　蒋介石念念不忘“剿匪”固为逆潮流而动，而历史的吊诡也着实惩罚了他的行为，追偿了他的责任。单就抗战而言，蒋委员长还是有所表现的。与通常所说的不同，蒋在全面抗战前做了力所能及的准备：引用德国顾问修订公布陆军典范；任用俞大维使步兵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的军械弹药自足；空军扩充至飞机六百架(虽则实际能对日作战的只有二百二十架)；在各省督导修建公路，粤汉与浙赣两铁路也在这时期完成；中央军将力量推至云贵川，此后这三省即与陕西同为抗战后期之大后方。此外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国有；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令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诸人游说美英苏各国以争取外交主动；与夙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修好，统一全国军令……诸多准备使蒋介石声望日隆，胡适曾说：“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地位。”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主张不对蒋搞人身危害，也是因为再无他人可顶替他的位置。

　　全面抗战爆发，蒋领导的国民党正面战场抗击着日军，尽管在所谓战略乃至战术上均有可商榷之处，但一再丧师失地显然也有武器窳劣、后勤不力、指挥低能等显而易见的客观因素。而从大历史处着眼，问题就又不是这样简单了。蒋曾在1934年7月13日发表过“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演讲，认为抵御外侮和复兴民族互为表里，然则执行起来前者不过是后者的一个阶段。复兴民族需要全部改造，不得不大规模去旧从新；抵御外侮则是千钧一发的危机中救亡图存，只能在团结对外的号召下接受现实。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在庐山提出“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均应抱定为国奋斗之心，与敌作殊死战”。中国要动员数百万的兵力，以全国为战场，在统一的军令之下和强敌作八年生死之战，可谓亘古未有。当日蒋所能使用的工具，最初只有各地的散兵游勇，次之则省区间的军阀部队；他能使用的资源，最初只有统税特货，以后才能发行公债，伸手于盐税关税。总而言之，当日中国缺乏合乎时代之社会架构，一般人民知识未开，高级人士则议论多于实际贡献，军人亦受地域观念及将领人身关系束缚，离心力强，向心力弱，蒋只有以哲学、道德相规劝。中国的抗战不能不依赖外界之干预和援助，而太平洋战事展开之前，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支撑了四年五个月，也已实不容易了。

　　当然，蒋介石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而更是一个“很有野心”(蒋对陈洁如语)的“开国之君”。与“帝王基业”的诱惑相比，民族利益在他手里往往只是一张打打吃吃的牌。在抗战之前，他为了清除异己以稳固一己的权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蚕食鲸吞；抗战期间，若非日本军阀过于狂妄，他已准备承认满洲国，接受长城以南的国土了；抗战胜利后，为了拆中共的后台，不惜牺牲东北权益，与苏联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他与史迪威闹翻，似乎是因为不愿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外国人，然当国共内战失利，竟主动要求美国全权主持以救其危亡，惟遭杜鲁门拒绝而后已(汪荣祖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自命“民族救星”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居然以放弃抗战要挟美国支援，“瑞元无赖”(蒋乳名阿瑞)的本性暴露无遗，结果惨遭罗斯福羞辱，让国人痛感脸上无光。

　　蒋介石终与一个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失之交臂，就在于其未能体察并顺应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当强敌犯境民族危亡之时，蒋迟迟不愿回应部属和人民的抗战意志，而一再执拗于“攘外必先安内”，卒因“西安事变”方举国内刀兵一致对外。在抗日烽火的遮蔽下，蒋并未彻底断绝与日媾和之念，一俟日军进攻有所缓和，其亲信将领便举兵“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登峰造极者莫过于“皖南事变”，9000多名本该拼杀于抗日疆场的新四军战士死于同袍的剿杀之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战区，已经越来越依靠英美的

　　力量在维持；而到了抗战后期，蒋着力的重心已经不是抗战，而是以军事手段解决中共的问题了。他在1944年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国家前途多难，尤以俄国与中共问题为最大，但此乃关于国家存亡之机。”最招致国人唾弃的是，为了反共，蒋竟然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合作，并判决这个天字第一号的刽子手无罪。由此也可以充分印证蒋在1936年3月26日日记中的一句话：“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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