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诗人陈毅曾有诗曰：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1945年9月初的清凉山下有些沉寂，这倒不是因为从3日起全国放假三天庆祝抗战胜利，而是因为此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不在延安。毛泽东不在，人们就像没了主心骨，疑虑重重。而在重庆的毛泽东也并不轻松，全然没有放假的悠闲：(9月3日)上午，在张治中官邸桂园会见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事后将8月30日拟订的中共十一条意见略加修改后，由周恩来、王若飞面交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转蒋介石。下午往访于右任、戴季陶、白崇禧、吴稚晖；下午5时，会见韩国临时政府官员；6时，会见郭沫若、于立群、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等，征询他们对时局的意见；7时半，赴苏联大使彼得洛夫的宴会，会见英美法等国大使和荷比等国使馆官员。而在同一天，蒋介石却兴致勃勃地驱车在重庆市中心的街道上兜了一圈，轻松惬意了无遮拦。

　　毛泽东的忙碌并非自重庆始，而几乎是八年抗战中的常态，即便是日本投降这样令人沉醉的消息都未能让他放下手中的工作。据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使整个延安都沸腾了，但中央和各级重要领导却来不及享受一下胜利的喜悦，就立即投入了更加紧张而繁忙的工作。尤其是毛泽东，每天要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竟至无暇进餐、饮茶。所忙何事？命令各部队尽量拓展解放区，驳斥蒋介石限制八路军受降，宣告八路军抗战有功、受降有理。

　　时隔六十年之后我们回看毛泽东的这番忙碌，会发现这是一种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进军状态，井然有序而又激情澎湃。

　　1937年夏天，毛泽东从瓦窑堡的窑洞里搬到了延安城西的凤凰山。宽大的书房让他得以更深入地思考红军的前途乃至中国的命运问题。这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共产国际敦促中共从速与国民党组建统一战线。一个月后的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他的战略。他认为，中国如果想打败日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是根本，但在“统一战线内部，共产党必须独立，我们必须将主动权保持在自己手里”。11月底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则认为，指导原则必须是“抗日优先于一切，一切必须服从于抗日。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对于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和渴望一场全面抗日攻势的将领们来说，王明“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毛泽东在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观点。1938年9月中旬，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了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为解决党的领导层团结的问题起见，中共领导应以毛泽东为中心，应有一种团结与亲密无间的氛围。至此，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得以确立，虽然他谢绝了担任代理总书记的提议。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于1938年5月形成了两篇光辉的著作：《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他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使这一战略得以在抗日根据地内贯彻实施，而借助武汉的《新华日报》，《论持久战》在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毛泽东的游击战略并非只是苏区经验的简单照搬——事实上他是最反对“经验主义”的，而毋宁说这体现了抗日根据地应有的生存和斗争智慧。毛泽东提醒道：我党的主力部队必须依据实际形势，以一种保存实力的原则谨慎地进行部署，并且要对国民党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事实证明，在日本人的文攻武击之下，蒋介石从未彻底熄灭与日军媾和的兴趣，这使得抗日根据地总是陷于日本人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围剿”中，后者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皖南事变”了，周恩来为此曾痛斥何应钦“做了日本人想做而做不了的事情”。因此人们更加坚信中共必须保持自己的立场，并抵制、批评和反击国民党的错误政策。就是在这样艰难困顿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从4万人扩至百万人，解放区也已散布于19个省，这本身就是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奇迹。1944年6月起，华北敌后根据地开始发起局部反攻，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战略根据地互相策应，配合作战。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加速了日军的溃败，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检讨这段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是成功的，绝非蒋介石一道电令就能轻易抹杀的。

　　抗战刚刚结束，内战隐隐相催。为了实现全国人民的和平夙愿，毛泽东以弥天大勇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特务出没危机四伏的山城(毛泽东的座车曾遭炸毁)，毛泽东逗留了43天，其间除了谈判，还广见各方人士，表明中共立场，寻求世界支援，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广获认同。只是在蒋看来，如果连毛泽东这样的“叛逆”都不受惩罚，那就不会有人服从政府了，而和谈本身就已让他感到屈辱，因为这等于承认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等地位。因此虽然三次电邀毛泽东，却根本就没想着他真的会来，直到毛抵重庆的当天才匆忙确定了谈判的三条原则。历史的诡谲在此得以充分展示，蒋介石的执拗于“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恰恰激起了毛泽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豪情。蒋介石固为一代枭雄，但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如何？而毛泽东作于10年前而在此时传遍山城的名作《沁园春·雪》，其实对蒋介石来说已经是个明显不过的暗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奈何自认胜券在握的蒋委员长对此浑然不觉，其结果自然只有“仓皇辞庙”，远避台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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