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今天(1945年9月3日)，日据半个世纪后，台北上空第一次飘起一面中国国旗。这面旗子是一个名叫李友邦的台北人命属下从大陆空运过来的。其时，台湾战区尚未受降，日军还在重兵集结，中国政府和军队尚未登陆。身为台湾义勇总队队长的李友邦，复疆之切，可见一斑。

　　台北，这座孤悬海外的城市，太需要找到归属了！
　　
　　“无负朝廷，何忍弃之？”

　　1884年，17岁的福州少年林森在台湾的洋务通译考试中，被分到台北电报局。这一年，台北刚刚完成城墙修筑，四门中的北门遥望大陆，名曰承恩。

　　其后十年中，林森眼看着台北建成了武庙、天后宫、急公好义坊、布正使司衙门，人口日益增多，街市日益繁华，明道书院里的老夫子和青年才俊们的诗文酬答、朗朗书声也开始在城中回荡。

　　1894年，台湾巡抚邵友濂将省会移师台北城。同年，中日两国发生甲午之战。次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要求拱手让给日本。

　　突然之间被抛弃，台北人“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

　　万般无奈之下，有士绅建议建政权以自保，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巡抚唐景崧为总统，诗人丘逢甲为副总统兼大将军。然而，仅凭乡民之勇，对付日军精锐部队，谈何容易？5月30日，日军在基隆以东的澳底登陆。6月7日，在汉奸的接引下，日军穿北门而进台北。当日，太阳旗高高飘扬在承恩门上。

　　丘逢甲先藏匿乡间，再辗转内渡。临行前，留下一声悲壮长吟：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
　　
　　亚细亚的孤儿

　　更多的台北人只能留下，眼睁睁地看着北门街变成了日军炫耀武力的阅兵场，巡抚衙门被改成了侵略者的总督府。这是一种怎样的灼痛！

　　台北人开始变得无所适从。日本人开始对城市进行大规模的改建。城墙被拆掉了，建成了市场；天后宫被拆掉了，改成了侵略者的纪念馆；妈祖像没有了，代之而立的是日本总督儿玉和民政长官后藤的雕像。

　　更多的新鲜事物也在身边出现。先进的医学校、气势恢宏的银行、方便的火车、邮便局、电信局，这些近代物质文明迅速地在城内崛起。人们又不得不承认它们的优越性。

　　几乎从建成那一天起，这个城市就在流浪，一晃，就是四十年。此时，一个叫吴浊流的台北人正躲在紧邻警察宿舍的家中偷偷写东西，写的是一个叫胡太明的台湾人，在皇民化运动中找不到归属，最后导致精神错乱的故事。

　　他给这本书取了个名字：《亚细亚的孤儿》。
　　
　　回家路漫漫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41年，美国撤走了设在台北的领事馆。太平洋战争爆发。其后，台北经常遭到轰炸，有时是中国军队，有时是美国军队。这让台北人期待而惶恐。

　　1943年，有台北市民发现飞机空投了一份特殊的传单，传单上是一只和平鸽衔着一份《开罗宣言》。内容是中、美、英三国首脑明确宣布：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这份宣言又燃起了台北的期望、血性和激情。那从未中断过的抗争更骤然强大。此时的台北，是鼓满了风的帆，在海上漂泊了半个世纪后，她要回家。

　　1945年9月14日，中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单机在台北机场降落，机上携带的物品是国旗一面。随后张廷孟直趋日本驻台总督府，严正要求日本驻台总督安藤利吉命令部队放下武器，降下日本国旗。随后，中国国旗升上总督府。

　　10月24日，台湾及澎湖地区的受降主官陈仪将军从上海飞赴台北。抵台时，“欢迎场面热烈宏大，比何应钦在南京受降时毫不逊色”。

　　10月25日上午，40万台北市民，无分老幼，皆换新装，各家门口，遍悬彩灯，鞭炮不绝于耳，狮龙舞遍全市。

　　10时整，鸣炮，台湾受降典礼在台北公会堂(中山堂)举行。

　　接下来三昼夜，台北无眠。

　　静下来的台北人，开始努力地学习那被荒废的汉语，认真读写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要努力做个光荣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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