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已结束了，日本投降了，你们为什么还在为他们干活！”
　　——1945年9月15日，从两个美军士兵口中，一群中国劳工才听到了他们盼望已久的消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兽兵低头，百姓昂首，中华大地，举国欢庆。但正在此刻，远在日本北海道的一个暗无天日的煤矿里，仍然蠕动着几百个绝望的中国劳工的身影。他们是一些在战争末期被日本侵略者掳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凤仪萍是这群劳工中最小的一个，当时年仅14岁。

　　凤仪萍，后来成长为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教授，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在日本投降后我们还干了一个月！”凤仪萍回忆。当他们1946年得以回到祖国时，与凤仪萍同一批被掳的300名中国劳工中，已经有98个先后死去。

　　同样在北海道，1945年6月，山东省高密县人刘连仁成功逃出日本人的魔掌，却因无法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在深山老林以野人的方式，度过了13个寒暑，直到1958年才被人发现，回到祖国。
　　
　　掳掠劳工不断升级

　　据统计：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华北沦陷区劫掠劳工及其家属达920万人。这些劳工大部分被劫掠到了伪满洲国等地。主要从事开矿、挖煤等重体力劳动，致使其中大批人被饿死、累死或杀死。劫掠规模之大和死人之多，使被日本人视为“劳工供给之根据地”的冀、鲁两省很快便出现了“劳动力之枯竭倾向”。

　　而到了战争后期，由于日本国内的中学生都被征召入伍，日本开始将劳工向本土输入，据日本外务省《华人劳工工作情况调查报告书》记载，从1943年4月到1945年5月，日本侵略者共从中国掳掠劳工169批，41762人，乘船前及运输途中死亡3407人，实际运到日本38117人，在日本死亡6830人。
　　
　　劳工死亡率极高

　　与大多数被掳掠劳工的经历相似，1944年8月，凤仪萍在家乡上海被日本兵用刺刀赶进卡车，送去集中营。在集中营的十几天里，他看到每天都抓来一批人，凑齐了300人后，他们被赶上了一艘装满了矿石的日本货船。漂泊了整整20天，最后被辗转送到栗山角田煤矿。“当时我们根本不敢奢望能活着回来”，凤仪萍说。

　　虽然“小凤”当年仅14岁，所受的暴虐欺凌却丝毫不减。今年75岁的凤仪萍，回忆起当年的惨状，仍无法抑制满腔悲愤：“鬼子对劳工敲、打、吊什么都干得出来。雪地里把我衣服剥光，劈里啪啦地打，还用斧头砍在手指上，差点断了。我现在有一个手指都弯不了。”

　　在那段日子里，凤仪萍典型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每天凌晨4点不到，就被鬼子叫醒，起得晚的会被鞭子抽。每天只吃一点点便当，从凌晨4时干到晚上11时，一直在充满煤粉的污浊空气中呼吸，被鞭打虐待是家常便饭。晚上睡在一块有缝的木板上，每人只有一条毯子。饥寒交迫加上意外，平均三四天就有一个人死去。

　　在这样的残忍压迫下，不断有中国劳工选择了反抗。1945年6月30日，被日军抓到日本秋田县花冈町(现大馆市)做苦役的700多名中国劳工，不堪忍受工头的残酷虐待而举行起义，但在日本军警残酷镇压下，起义失败。事件中，130多名中国劳工被严刑拷打致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花冈惨案”。

　　北海道和花冈町的惨剧绝非偶然，从战后受难者的回忆录以及中外史料可知，日本对中国劳工的严酷压榨令人发指。据统计，在工作强度方面，战俘劳工一般劳动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高者可达十五六个小时。在生活条件方面，饥饿、寒冷、疾病一直伴随着中国劳工，各地饿死、冻死、病死的劳工层出不穷。更悲惨的是遭酷刑致死的劳工，被打死、吊死、刺死、枪杀、活埋、狗咬、火烙、电击者不计其数。捱到日本投降时，各战俘及劳工队的死亡率许多高达40％－50％。在已知的135个劳工场所中，死亡率40％以上的有七个，其中战线仁科战俘劳工死亡率高达52％，200人中死亡104人。
　　
　　珍贵“生死簿”捐赠国家

　　“在矿上的时候心情是绝望的，而且几次想到自杀”。凤仪萍语带哽咽。

　　但一本“生死簿”，却成了60年前小凤的精神支柱。当时被编为70号和71号的费铎和山耀良两位难友，悄悄地用小本子记录下惨死者的姓名，后来，费铎老师临死前，把这本记录生死的小本子托付给了当时的小凤。60年后的今天，在翻阅生死簿复印件时(原件已经于7月捐赠给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凤仪萍对每一个名字仍记忆犹新。近年，他跟几个“生死簿”上幸存的难友还取得了联系。
　　到了1945年7月，劳工的管制放松了。早上可以6点起床，收工时间也提前了。老人回忆说，后来才明白，日本鬼子那时已经快完蛋了。

　　是的，就在劳工们默默承受被奴役的命运时，他们的压迫者，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开始走进穷途末路，走向命中注定的失败终局。　　　

凤仪萍教授。　　　林涛/摄

在日本发现的中国被掳劳工名单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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