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令如山五百劣枪守焦土　
　　浴火三天始言退
　　杀身成仁十里红雪埋白骨　
　　山残水寒健儿哭
　　　　　　　　　　　　　——本报　敬挽

　　
　　【军令如山】

　　“必须死守三天，打得赢你就打，打不赢提脑袋过来见我。”
　　
　　2005年7月22日，湖南岳阳市岳阳县新墙镇。

　　这是中国内地很普通的一个小镇。107国道从镇中穿过，距岳阳市12公里。新墙河就位于小镇北面两三里处。河水清澈，河滩平阔，有农民在岸边挖沙。阳光打在河面上，明亮而真切。然而，在1939到1944年间，这条小河却是阻碍日军打通中国战场大陆交通线的第一道战略防线、四次长沙会战的第一个主战场。甚至有资料称其“与法国的马其诺防线齐名”。

　　在新墙河南岸，连绵分布着相公岭、马形山、杉仙庙等低矮的丘陵。64年前，王超奎和500多官兵就是在这里血战至死的。
　　
　　“天炉战法”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的作战原则是逐次抵抗，诱敌深入。“在湘北方面，则诱敌主力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反击而歼灭之”。第九站区总司令薛岳称之为“天炉战法”。在这种以时间换空间的战术指导下，第27集团军第20军的任务是，“第一步，于日军强渡新墙河南进时，应在既设阵地强韧抵抗，逐次消耗敌军，务须血战十日以上，争取余裕时间”。该军133师的王超奎营奉命防守新墙河南岸的傅家桥一带。

　　在我们的寻访中，新墙镇马形村81岁的潘振华老人是唯一亲历过王超奎营血战历程的幸存者。老人已经双目失明二十多年，但64年前那个惨烈的雨雪之夜，依然刻骨铭心。

　　潘振华家住在马形山的一个小山头上，60年来没有搬过家。作为新墙河防线的一部分，在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后，马形山就没有安静过。潘振华的姐姐惨死于日军之手，母亲也在逃难中病死，家中只有父亲、弟弟和他。

　　1941年8月，“王营长的部队来了，”据潘振华回忆，当时他家因为房子很宽敞，就成为守军驻地，“机枪连的邓连长和其他三十多人，都住在我家里。”而王营长则住在不远处的潼溪仓库。当时，王超奎营总共4个连，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其中机枪连拆分为3个机枪排，分插在3个步兵连中。约500人的部队，在下高桥、相公岭、傅家桥一带呈弧线排开。
　　
　　死守三日

　　12月23日晨，日军开始在新墙河南岸发动进攻。王超奎营的任务是在此死守三天。至24日下午，日军开始逐渐突破新墙河防线。入夜，日军逼近阵地，“几十个日本兵摸到这沟里了，”潘振华指着门前几十米外的一条山沟说：“并且打死了机枪连的一个哨兵。”麻子连长见状大怒，眼睛血红，大吼一声，提着机枪就冲上去了。一个人对着沟里的日本人一通狂扫，打死打伤众多敌人，余者被迫返回。

　　随后，“麻子连长拎着机枪跑回来，冲我父亲喊：老头子，你们快跑吧，但你儿子要留下来。”潘振华当时17岁，“已经长得像大人了，我恨日本人，胆子也大，连长让我留下我就留下了。”父亲和弟弟逃去后，他和邓连长一起前往不远处的“蛋家山”(音)阵地。时值寒冬，深夜，天降大雨。“蛋家山”是当晚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邓连长指挥机枪连，他就紧跟后面。不时有人喊“小鬼，小鬼，搬子弹过来”。他就帮着运送弹药。

　　潘振华记得，王超奎当时在各个阵地间穿梭指挥。当晚，火力异常凶猛，不停有人死伤。凌晨4时许，王超奎致电该团陈团长，称火力实在凶猛，恐难以坚持，要求增援。对方答复说：必须死守三天，“打得赢你就打，打不赢提脑袋过来见我”。

　　当时的战斗究竟有多惨烈，我们无法全景再现。但通过后来公开的密电，或许可见一斑。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在其时致重庆的电文中不时有这样的表述：“十里纵横据点敌我混战，枪炮声及轰炸声，历历可闻，我伤亡惨重”，“与敌反复争夺，激战终日，雪雨交加，猩红满地”。

　　天亮后，战火暂停。“因为枪都打红了，子弹打不出去。”潘振华说，环顾山头，几乎全是尸体，活人大约只有三十来个。

　　接下来的一幕让潘振华铭记一生：王超奎突然竖起机枪，枪口对着脑袋，脱下胶鞋，用大脚趾踩住了扳机！士兵大骇，忙上前阻止。王超奎冲他们喊道(大意)：不要拦我，我有军令在身，必须在此死守三天。现在，阵地是守不住了。全营五百兄弟，就剩你们几个了。我不死，你们就得陪我一起在这里送命。我死了，你们还有逃命的可能。言毕，扣动扳机，一声枪响，子弹从右脑进去，左脑飞出，王超奎登时倒地。

　　数十残兵不忍弃营长而去，用担架抬着王超奎的尸体，往南散去。翻越山沟时，潘振华就在后面扶着王血肉模糊的头。一直撤退到汨罗的“红旗洞”(音)，才遇到大军。133师副师长向廷瑞和副参谋长苏直方在回忆录中称，该师师长夏炯在听完突围士兵的哭诉后，曾解衣盖在王超奎的尸体上，抚尸恸哭。

　　史载，是日，岳阳天寒地冻，风雪交加。
　　
　　全营几灭

　　关于该次战斗的惨烈，一些为数不多的史料上还有记载：“在相公岭以南的杉仙庙，1连133人，全部战死。潘许山的掩体内，曾陈列有断肢残臂、血肉模糊、尸首不全的18具士兵尸体”，“其余400多具尸体便散在相公岭各个山头阵地”。

　　对于战斗为何会惨烈至此，经历过当年抗战的老人们都认为，敌我装备的优劣是一个重要原因。新墙镇相公岭86岁的刘湛霖老人当年在52军25师，和王超奎营同时在新墙河防线作战。他回忆，当时中国军队装备非常落后，一个班只有一挺机枪，步枪也是国产的七九式。而日军则有重炮。而潘振华老人的记忆则更为心酸：天寒地冻，雨雪交加，中国的士兵们却穿着单衣。当时的战地密电中也称，有些士兵根本不是被打死的，而是“冻馁致死”。

　　在这种情况下，王超奎和他的500多兄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战斗的最后，在军令和人道都无法舍弃的情况下，王超奎选择了自杀。

　　王超奎的名字和事迹被口耳相传，至今让乡民传颂。在新墙镇，随便找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问问，都会说：“王营长哪，就牺牲在这里……”顺手看去，相公岭上郁郁葱葱，而土色殷红，至今如血。

　　　(邹容、李宣钊对本文亦有贡献)
　　

　　四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至10月7日，10万日军进犯长沙。中国军队30余万兵力迎战。是役中国军队伤亡4万余人，歼敌万余人，时称“第一次湘北大捷”。

　　1941年9月上旬至10月8日，10余万日军第二次大规模进攻长沙。约30万中国军队迎战。是役敌军死伤约7000人，我军损失近7万人。

　　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16日，日军出动12万兵力，再度进犯长沙。此次会战以中国军队大获全胜告终。是役日军死伤5万余人，这是太平洋战争初期同盟国一连串失败中首开胜利的记录。

　　1944年5－6月，第四次长沙会战，日军用优势兵力自背后攻破岳麓山阵地，长沙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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