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细菌战:瘟疫之冬 暴亡七千

王海军


侵华日军为活人实验拍摄的图片成了其非人道犯罪的铁证。

  要是我去了日本法庭,我想说:你们睁开眼看看,站在你面前的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我就是侵华日军的罪证。   ——常德细菌战幸存者杨志蕙

  
  2005年7月29日,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83岁的杨志蕙呆呆地躺在病床上,她床头的病历卡上写着“老年痴呆症”。但是一听到“鼠疫”两字,老人立即坐起来,变得异常清醒,双眼圆睁,脸上的肌肉开始僵硬、颤抖。对她而言,那是一段极端恐怖的回忆。
  
  死亡谷麦

  1941年11月4日清晨,湖南常德城内再次响起防空警报,一架日机从东向西超低空飞来。但是躲避空袭的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次飞机没有投炸弹,而是在市内投下了大量的谷麦、豆子、高粱和烂棉絮、稻草屑及其它不明颗粒。

  五六日后,常德大街上突然出现了许多老鼠,“毛直如箭,缩头缓行”,城内也不断传出有人莫名其妙发烧死亡的消息。12岁女孩蔡桃儿成为首个有确切记载的病例。经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博士抽取患者血液和淋巴结液检验,发现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杆菌,同日军空投物中所发现的细菌一样,疑是鼠疫。仅一天后,蔡桃儿死亡,距发病时间36小时。

  几乎在蔡桃儿发病、死亡的同时,27岁的妇女蔡玉珍也发病死亡。13日、14日,聂述生、徐老三先后发病死亡。接下来,关庙街、鸡鹅巷一带相继发生多起病例,平均每天10人以上,而且发病迅速,往往不及就医就告不治。常德古城迅速被死亡气息笼罩。
  
  309天

  灾难很快降临到女中学生杨志蕙和她的家人身上。杨志蕙的父亲在躲避日军空袭时死亡,姐弟俩跟着母亲艰难度日。但短短几天,她和弟弟就先后被病毒击中。

  “先是我弟弟,上学回来就头疼,接着发烧,后来开始抽筋。那时,城里已经大乱,母亲毫无办法。”一筹莫展时,杨志蕙也出现同样的症状。邻居知晓此事,强烈要求他们搬走。姐弟俩被双双送进临时筹建起来的隔离医院——徐家大屋。这个宽敞的祠堂四周挖了一丈五尺深、一丈二尺宽的壕沟,沟里灌满了水,防止鼠类窜入,进出只能通过架设的吊桥。

  对常德人来说,这里就是死亡之屋,抬进去就很难再活着出来。杨志蕙还记得,屋内设备极其简陋,地上铺了一层稻草,所有的病人都躺在稻草上,“每过个把钟就有人死掉,基本上不停地从前门抬进后门抬出”。她和弟弟躺在这些病人中间,绝望的母亲哭着到处恳求医生救治,最后找到了谭学华博士。谭学华决定为姐弟俩做最后的尝试。他们被从死人堆里抬了出来,谭学华在广德医院内找了一间杂物间,当作他们的隔离病房,在这里给他们动了手术。因为他们的到来,这个小房间成了疫区,没有任何医生护士敢来,每天只有谭学华给他们打针送药。

  “309天!”这个数字如刀刻一般印在杨志蕙的脑海里。在这个转身都困难的斗室内,母子三人整整呆了309天,靠母亲外出乞讨或谭医生送食物充饥。姐弟俩不能离开房间半步,每一天都在死亡的边缘挣扎。从冬天,到夏天,再到冬天。弟弟的头发太长了,母亲找来草绳给他扎成辫子,样子滑稽得让人想笑,但一咧嘴,就是满脸泪水。

  姐弟俩最终居然逃过这一劫。但是,当他们回到家时,却发现所有物什都已被邻居烧掉。母亲只好又到处求助。“我母亲她好可怜!我母亲她好可怜!”说到这里,83岁的老人突然如孩子般放声大哭起来。

  其实,在杨志蕙与世隔绝的309天里,常德城内几乎没有人会过得比她更好。建在西门外千佛寺的火葬炉,终日皮炙肉燔,恶臭远扬。这样的场景让常德人的恐惧达到了极点。就在这种情况下,鼠疫跨过春节,一直蔓延到1942年春天。
  
  灵堂上的婚礼

  常德城东北30公里的石公桥镇也成了鼠疫重灾区,短短数月染疫死亡600多人。

  据82岁的黄岳峰老人回忆,镇上最先“瘟死”的是桥北街的石冬生,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疫情很快传到了花纱行老板丁长发家里。最先是丁长发的妻子腋窝红肿,高烧猝死。妻子的出殡队伍尚未回来,女儿又出现同样的病症,不到一天便气绝身亡。女儿的尸体刚刚入殓,丁长发的母亲又突然高烧,满口胡话,几个钟头后死亡,和孙女的尸体同时摆在地上。

  连遭此劫,丁家悲痛之下,决定请道士来家中驱魔,超度亡灵。但道士尚未到来,丁长发本人突然寒颤高烧,半日辞世。尚未出殡,丁的两个兄弟连同他们的妻子,以及管家等五人,又相继丧命。丁唯一的儿子丁旭章在常德读书,亲属族人要求他迅速带未婚妻到家里成亲“冲喜”。两人匆忙赶回来,家中的几名工人在旁做照应。小夫妻在灵堂前简单拜了拜后含泪离去,但三个帮工亦即暴病身亡。短短两日,丁家死亡人数达11人之多。
  
  60年未愈的伤口

  常德的鼠疫直到1943年才基本得到控制。据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的统计,该市死于鼠疫的保守数字是7643人。但是,侥幸活下来的人并非都是幸福的,他们大多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和生理的痛苦。他们的伤口60年来不停地溃烂,不停地流脓血。他们在日复一日的痛苦中慢慢死去。

  杨志蕙老人指着腹股沟上的伤疤说:“60多年,不停流水,不停流水……”而到了晚年,她的手指也开始变形,眼睛不停流泪,左脸僵硬、萎缩,声音都开始打颤。她知道,最近的这次宣判,日本法院又判他们败诉了。

  “你说我们能打赢吗?”这个瘦小的中国老妇人,圆睁着眼睛望着窗外发问。眼神里闪烁着一个民族的愤懑、疑虑,还有深深的忧伤。
  

杨志蕙老人近照。   记者范舟波/摄




  731部队与细菌战

1932年,日本关东军731部队将实验基地转移到中国东北,从而拉开了日本对中国细菌战的序幕。长达12年的时间里,日军疯狂研制鼠疫、霍乱、炭疽等各种病菌,并在平民的健康人体上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随后更是开始大规模的细菌生产。二战中,中国成为唯一的细菌战受害国。日军在中国东北、浙江宁波、义乌、衢州,湖南常德以及江西、山东等地,投放了大量的细菌武器。这些细菌通过老鼠、跳蚤等在人类和动物之间疯狂传播。据2002年的调查资料显示,中国死于日军细菌战的人数为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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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细菌战

  1941年11月4日清晨,日军在湖南常德投下了带有鼠疫菌种的谷麦、豆子、高粱和烂棉絮、稻草屑及其它不明颗粒,酿成了惨绝人寰的常德细菌战惨案。常德鼠疫直到1943年才基本得到控制。据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的统计,该市死于鼠疫的保守数字是764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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