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

　　□本报记者　袁蕾
　　
　　记者：我求证过《康熙来了》的制片人詹仁雄，他说两个编导的预采访问题好像是问你们内地的Fans有多热情，是会在楼下等你们还是跑到楼上敲门。
　　王刚：好像不是这么简单的两个问题，因为这不合逻辑。前天在跟国立演戏，我问国立大概还记得当天的情况吗，他说大致记得，但具体问题忘了，反正其实挺恼火的。
　　记者：所以你们判断这是一个格调不高的节目吗？
　　王刚：对，整个问题在我们看来是无聊之极。
　　记者：这些“无聊”的节目为什么有很高的收视率？
　　王刚：如果以观众喜好为判断一个节目好坏、主持人优劣的标准，恕我不敢苟同。所谓观众感兴趣，主持人就该去问，嘉宾就该回答，这样做的话，最后毁的是节目自己、毁的是媒体自己、毁的是嘉宾自己。这个逻辑很简单，现在娱乐节目的格调低下，这种格调低下在很早以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相声、二人转，我们传统的民间艺术，特别是解放前夕的时候，就叫“荤段子”，你能说老百姓喜欢这个就对吗？
　　过去我们叫艺人，现在港台也叫艺人，我们刚刚解放不久后的新文艺工作者，这些人就自觉地去除了传统段子的荤口。那个时候有一个词叫“净口”，比如侯宝林先生，就把过去很多女人都不能听的段子进行改革，让它们焕然一新，然后从地摊上搬到舞台上。这个过程是需要民间艺术家们，我们现在称之为艺术大师，他们会费尽心血的。原来那样演容易获得笑声、掌声，说白了，也容易获得金钱；改良以后的，用文明的、健康的、清新的节目奉献给观众，第一需要勇气，第二需要水平。如果走以前的下三路，那就这样活下去，但是人应该是有尊严的，正是因为这些艺人意识到自己地位有了变化，是新文艺工作者了，我们过去叫觉悟提高了，自觉地把这些下流的、脏的、低级的东西去掉了，于是才有了新相声。
　　包括我们现在某些剧场里，小范围内演的节目，可能还有这些低级、庸俗、下流存在，但是它的危害相对小得多，因为是在相对封闭空间里，比如大人肯定是不带孩子进去的。但是在电视上，是一个相对非常公开的、没有任何限制的，我们电视没有分级制度，这样在电视上、网络上，毫无顾忌地把一个相对封闭的、应该在家里或者小的俱乐部出现的东西，拿去直接面向最广大的电视观众，它的危害还用我们来细说吗？稍微有点社会责任感，稍微有点人的尊严、有点自尊的话，这样做也是不合适的。
　　记者：但越来越多的艺人都会放下姿态来参加节目……
　　王刚：这不是放不放下姿态的问题，我参加很多节目，没有放下不放下的问题，我们都是非常配合的。但得有一个底线，有一个度，起码我在内地参加了很多节目，没有一个是问这种低级问题的。
　　内地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台湾的有些综艺节目品味低下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文艺评论家可以说它的存在是合理的，可以理出发展脉络来，归结为本土草根文化、日本的影响，甚至冠以俗文化、贱文化。评论家可以不大惊小怪，但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一个教育家，特别是青少年教育家，他可能就不会这样看待这个问题了，他会考虑这类节目对社会产生什么负面效应？特别是为人父母者，他们希望孩子看这样的节目吗？我们作为嘉宾、主持人，有没有想到这一点？你们的一言一行，是会被青少年当做榜样的，他们崇拜你啊，你给予他们的是什么啊？
　　既然我参加的是播音员主持人委员会，我在即兴发言里就把这个事情点到了，起码我们大陆播音员委员会，有责任也有可能，起码对内地的电视台，进行一番纠正、改善———如果有这种现象。
　　记者：一个成功的综艺节目，应该是怎么样的？
　　王刚：我其实一向是主张节目提高娱乐性的，从我主持的节目，水平高低暂且不论，都非常强调娱乐性。
　　随着开放程度越来越大，有些节目直接就是从境外引进的。众所周知，台湾很多综艺节目也是学日本的，而日本是一个压力非常大的国家，压力需要释放，所以很多节目非常搞怪，你花了钱我可以让你看到别人是怎么上厕所的。并不是所有的国民都欣赏这类节目，台湾在政治演进过程当中，似乎也越来越开放，很多东西毫无遮拦，也并不违法，但道德底线究竟到什么程度？随着社会风气越来越不好，从评论家角度看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但我也敢说这是死路一条，最后这类节目非把自己弄死不可。
　　我们也不是像二三十年前，我们享受很大的自由空间，我们按照自己的基本做人道德规范在约束自己，提到约束，那些似乎思想超前的人说，你们干吗要约束？你们装什么装？你们不是人吗？我们是人啊，难道我们个人的隐私，我们关起门来房间里发生的一切，都要展示给公众吗？
　　记者：你觉得《康熙》有没有哪一点是可取的？
　　王刚：这就像评价一个人，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非要说出他的一个优点来，你说有必要吗？主持的手段、随机应变，这些我们自己都有不用借鉴。它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格调低下，如果把这个武器丢掉的话，简直是无计可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