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17日
 
 
 
网眼




南方周末    2005-11-17 15:29:53



  
  ①宏大钟声的时间叙事
  博客站主:朱大可 博客站名:栅栏后的絮语
       ———blog.sina.com.cn/m/zhudake
  耶稣会传教士首先赠送给帝国皇帝的礼物是自鸣座钟。那些精巧的机械装置从此替代沙漏,开始更准确地计算从帝国黄昏走向世界早晨所耗费的时间。近代中国拥有三座海关大钟:广州、上海和武汉。它们的地理学位置构成了奇妙的三角,它们的钟声则是洋务精英推动帝国早期现代化的激越号角。上海外滩的海关大楼顶部钟楼不但在结构上克隆了伦敦国会大厦的大笨钟,而且在事实上成为英国时刻的一个远东副本。从1928年开始,这座大钟以英格兰名曲《威斯敏斯特》作每15分钟一次的乐音报告,直到1966年被红卫兵改成《东方红》。此后又几度更迭,凸显出时钟历史的弧形变迁。
  
  ②经济学家都到哪里去了
  博客站主:孤云 博客站名:非叙事
       ———subway.tianyablog.com“经济学家”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业已成为被“公众”怀疑甚至是怨恨的群体。但是,这种说法可能只是一种缺乏审慎思考的简单情绪。例如,我们可以追问:公众指的是谁?它包含利益集团和经济学家么?假设公众仅仅是指老百姓,遵循“学术立场”就必然等同于“公众立场”么?就算经济学家更乐意为强势集团代言,这究竟是道德沦落,还是知识分子普遍的庸俗化、功利化?事实上,在后启蒙时代,知识不再是一种权威,而是仅供参考的信息菜单。经济学家的主要功能是,依照学术规范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而不是以所谓“学术权威”教化大众。在知识分子普遍地自我祛魅以适应当代经济社会之时,追问真正意义上的或者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到哪里去了,是没有意义的。公众应当为自己的命运寻找出路,以理性来判断和审视经济学家发出的各种声音。当然,如果经济学家不是遵循学术规范发言,而甘于充当市场与权力的“伴舞女郎”,公众大可以仿照利奥塔的说法,宣布“教授死亡”。
  
  ③后工业童话和人类儿童的镜像
  博客站主:吴雁 博客站名:天涯何处无小傻
       ———blog.sina.com.cn/u/1193416284
  近代以来的童话,经历了三个蜕变时期:农业童话、工业童话和后工业童话。在这三个不同的年代里,鼠弟弟都领衔主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农业社会的童话中,老鼠是贪婪、猥琐、狡诈、可憎的,它们凭着谷物最大掠食者的身份,成了人类的头号天敌。在工业时期的童话里,老鼠的盲流大军告别农田,成群结队地涌进城市的厨房,但负面形象得以改观,就像卡通片《猫和老鼠》显示的那样,弱小的老鼠通过智慧战胜了比自己大而凶残的猫咪。后工业时期的童话进一步发展这个主题,例如在E·B·怀特的代表作《精灵鼠小弟》中,老鼠升华为大自然的灵性代表,以全新身份出现在人类视野中,唤起我们对自然的关爱。鸟类因其能在大地和天空之间往返飞翔,而被人类视作自由精神的象征。儿童的自由天性与鸟类接近,这在戏剧家莫里斯·梅特林克的多幕童话剧《青鸟》中曾有过充分展示。地下穿行的精灵鼠与天空飞翔的小鸟,共同制作了人类儿童的完整镜像。
  
  ④穷人“凭什么”分享GDP?
  帖主:邹啸鸣 跟帖数:196
  关天茶舍    ———www2.tianyaclub.com
  每个国民要“分享”属于自己的那份国民收入,凭借的是自己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产权。生产要素基本上分成四种类型:土地、劳动力、资本、管理能力。穷人没有土地所有权,不能在土地的交易结果中分享土地的出售和出租收入;劳动力的产权当然是由穷人自己随身携带,他们外出到城市打工,但许多地方是以保护城里人的工作机会为己任,劳动力的收益就打了折扣;有资本的人基本上不被称为“穷人”,不过却也很容易“变成”穷人,例如股市就时常把金子化成水;管理能力是一种知识,但它与受教育的程度和人生的经历高度相关。受教育水平越低的人,拥有的管理能力越少。所以,结论很简单:要想真正“让穷人分享GDP”,根本不需要煽情,只需要让穷人拥有土地所有权、平等打工权、企业信息知情权、平等受教育权,同时让官员减少配置要素资源的权力,建立覆盖面更广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教育资源配置制度。
  
  ⑤强势集团无力阻止制度变迁
  帖主:闲言 跟帖数:7
  世纪沙龙   ———www.ccforum.org.cn
  新制度学派一般认为,制度变迁是由社会强势集团主导,并且为强势集团利益服务的。这一观点有其片面性。诸多国家的实践表明,当制度变迁成为大势所趋时,变迁的方向纵然为强势集团所不愿见,它也无力阻止变迁发生,因为全力阻止只会玉石俱焚。此时,从理性考虑出发,强势集团最终会顺应时势,参与变革,利用自身的力量优势,操纵变革进程,使最后形成的利益安排仍然有利于己。如此则不难理解,当全社会就“民主化更有利于社会共同利益”达成共识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能够成功建立起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而在另一些国家,如果强势集团和民众普遍对转型风险存在忧虑,而社会结构又不能提供足够的试错空间时,民主化之路就异常艰难。
  (本期点评:李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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