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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陈乐奇身患小儿麻痹症,同样可以拥有一个幸福的家

残疾志愿者毛智文与家人在一起。

被援助的残疾人希望康复后能加入心理援助队伍。 受访者供图
编者按: 在北京残奥会的间隙,我们回望四川地震灾区;在残疾人体育成为焦点的时刻,我们关注他们被忽视的心灵世界。 发生在湖南娄底与四川灾区残疾人之间心灵互助的故事,迄今仍在艰辛延续。现实的困境在于,如果缺乏社会力量的有效支援,更具持续性的心灵互助计划,将难以为继。而面对更大范围内亟需心理援助的残疾人,也注定鞭长莫及。这也是实践“超越、融合、共享”的残奥会的理念的需要。
只有残疾人最明白残疾人的每一个细微关键点
“今天早上,老师让我们默写诗歌,我用的是左手,写不快,眼睁睁地看着老师离开,看着他们和她们的一只只敏捷的右手,我哭了。如果这场景发生在高考,我的命运将会怎样?” 9月7日早上,湖南娄底残疾人志愿者毛智文收到了从北川中学寄来的这封信。写信的女孩赵彩云(化名),在“5·12”地震中失去了右手,3个月前他们在四川省华西医院相遇。 此前,赵彩云见到了各种肤色、各样面孔、操各种口音的中外志愿者、记者和专家学者们,他们突然来了,握了手合了影,赵彩云还没回过神来就没影了,生活又回归真实。而惟独毛智文的残肢形象、明朗的笑脸和身残志坚的人生经历在她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我只有一条腿,但上学时加强练习,参加铅球比赛拿了奖,上了大学,自己开了店,结了婚有了女儿,”毛智文告诉赵彩云,“没有腿没有手并不可怕,没有信念人就毁了。” 自6月7日至今3个月,湖南娄底20名像毛智文一样的残疾人志愿者与四川震后存活的320名肢残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心理联系。回到娄底后,心理援助突破了地理局限,以书信、电话、短信、QQ甚至网络互助的形式仍在继续。 而这些残疾志愿者们更为庞大的5年持续性心理援助计划,正待实施。如果缺乏社会力量的有效支援,将难以为继。而面对更大范围需要心理援助的残疾人,更是鞭长莫及。
“五头两腿” “几乎所有的研究和案例,都是正常人来分析残疾人的心态。” 这是一支由内而外都显特别的志愿者队伍,队员绝大多数是截肢残疾者。 5个发起人,苏建飞、毛智文、许涟钢、陈乐奇等,戏称自己为“五头两腿”,他们多在车祸或其他事故中单腿或双腿高位截肢,每一个成员都有一段辛酸的奋斗史。 38岁的队长苏建飞,是娄底残疾人创业协会的策划人,也是心理援助的发起者,20名志愿者自掏腰包花费的十几万元,苏建飞承担了其中的大部分。他曾是一名军人,复员后跑过运输,开过饭店,做过煤炭生意。2003年,他开办的乙炔厂回流管堵塞引发爆炸,他被爆飞15米,全身92%重度烧伤,左大腿高位截肢。“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死。可只有嘴巴能动,欲死不能。”3个月后,他的手能弯曲了,5个月后可以排便了,8个月后一秒钟的单腿站立让他信心大增,“虽然马上倒了下去,全身麻痹,但我终于有希望站起来了。我不怕了。”此后,他开始了靠着拐杖和假肢的独立生涯,并组织15个残疾人办起了纯净水厂,部分厂房竟是缺腿少手的7个残疾人自己盖的。 5月13日,汶川地震发生第二天,残疾人创业协会正在开会,毛智文找到苏建飞商量能为地震灾区做点什么,苏建飞进一步提议:干脆亲自去四川安慰残疾同胞。“地震中致残的人,是不幸之最不幸,他们的痛苦常人不能体会,但我们更能感同身受,我们的鼓励更有说服力。”苏建飞回忆了自己曾受到郴州一位单腿高位截肢的病友激励的经历,“我担心自己装假肢走不好时,他用一条腿,蹲了3分钟示范给我看,太厉害了。” 会上,众人热血澎湃,患双腿小儿麻痹症的陈乐奇,行走只能靠手撑地挪动,他第一个叫了起来:“就是死也要死到四川去。” 冷静下来,毛智文上网搜寻了相关资料,发现残疾人之间的心理互助几无先例。“几乎所有的研究和案例,都是正常人来分析残疾人的心态。” 毛智文对残疾人的隐秘内心却能深度感应。左大腿高位截肢的他,1995年考入了湖南一所大专学校,可入学时校方却要他签一份不包分配的协议,他强忍泪水签了名。在一次英语比赛中他获得班级一等奖,残疾再次阻挡了他参加学校比赛,他独自站在湘江大桥,想一跳了结此生,所幸被一位残疾的老乞丐拦住。13年后回忆那个寂寞而黑暗的瞬间,他仍泪流满面。
非议,反驳 80%的人反对甚至谩骂,说残疾人去灾区是添乱,作秀,是阴暗心理的反映。
苏建飞和毛智文找在政府工作的朋友老马商量心理援助方案,老马的第一反应是反对,“他们太冲动,担心安全问题。” 老马曾因一篇网文结识了美国的心理学博士邓明昱,邓博士表示赞同,并寄来了灾后干预的心理学知识资料,于是志愿者们增加了长达2周的理论学习。 争议不期而遇。 不久,广州一家媒体报道残疾人的心理援助计划后,新浪、网易等论坛引发了巨大争议。3000多人投票发表意见,80%的人反对甚至谩骂,说残疾人去灾区是添乱,作秀,是阴暗心理的反映。 毛智文写了一篇致广大网友的公开信反驳,详细列出残疾人做心理援助的3大独特优势:首先是容易心理共鸣;可做特殊的生活自理导师;另外可现身说法进行就业和创业指导。帖子发表后,谩骂的声音减少了,但不信任的声音依然居多。 为了杜绝一切商业气息,苏建飞本来想将自己企业的矿泉水无偿送给灾区,怕别人说是去推销产品,就取消了送水计划。为了验证计划的可行性,老马借鉴政府工作思维提出了“试点”建议。在湖南长沙假肢厂,残疾人志愿者成功援助了2个肢残者。一个不愿上学的高二学生愿意复课了;1个4岁残疾孩子的父母也开始对未来恢复信心了。 6月12日,第一批志愿者一行7人坐上开往四川的火车。列车员开始态度冷淡,明白原委后热情非常,“下火车的时候本来在地上爬,男列车员用力将我抱下了火车。”陈乐奇说。成都的哥趁他们下车之后,在启动车子的瞬间,把钱从驾驶窗内扔了出来。 成都各大医院门卫森严,没有官方介绍信进不去,毛智文等人只好先去更容易进的四川假肢康复中心。他们将自费编制的5000份“工作简报”当敲门砖,消除对方的误解。陈乐奇见到残疾人的第一句话是,“我终于从娄底爬到这里了。” 洗面桥横街10号,这是志愿者们在成都的暂时居所。租来的这间招待所房间,两张小床合在一起,5个残疾人志愿者挤睡在一起,2个人睡在地板上,“我们5个人只有2条腿,占用空间不大,多节省资源。”他们自嘲。
“我能重新再站起来吗?” “我靠着两个假肢从娄底到了成都,你还不相信么?”
“我现在可以自己坐着轮椅独立洗澡、上厕所了。”9月7日下午,22岁双腿高位截肢的四川广安姑娘何纯英,在电话那头发出清脆的笑声。她仍住在四川假肢康复中心,生活自理能力进步飞快。 两个多月前,毛智文和许涟钢第一眼见到她时,她蜷缩在薄薄的床单下,只有眼睛露在外面。心灰意懒甚至不愿意坐起来,有人一碰她轮椅,她就喊“地震了,地震了”;此前醒来发现没了双腿,她的第一个念头甚至是自杀,拔针管。 情绪稳定些后,她开始羡慕那些还剩一条腿的人,可以装上假肢走路,她没有见到一位双腿安了假肢行走的人,因此高度怀疑自己以后还能走路,反复问陪护她的嫂子,“我究竟还能不能再站起来?” 志愿者们专门为她量身订做心理援助方案。许涟钢见到何纯英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掳了掳裤口,让她去摸一下自己的双腿假肢,这是何纯英第一次看到双腿安假肢行走自如的人,“原来像真的一样,怎么我看别人的都是露出钢管的?” 许涟钢说,“我靠着两个假肢从娄底到了成都,你还不相信么?你以后能比我走得更好,因为你个矮,步伐会更轻盈,体重更轻,会更稳。”谈话40分钟后,何纯英已经自己双手撑着坐了起来,话也多了。 许涟钢问她,现在是不是感觉有点痒,想去抓一下腿?何纯英点点头,反问,“你怎么知道?”许涟钢笑着说,每一个细节他都同样经历过,“你的腿虽然没了,但还有潜意识,脑子里会产生幻觉,认为腿还在,感觉脚掌或小腿处在痒,你想抓它,又不知道该在何处使力。”他鼓励何纯英要克服痛痒的心理障碍,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绑带将腿绑紧一点,或用抱枕稍微垫一下。 怕受异样目光,何纯英不愿外出,封闭自己,志愿者们于是请她担任一个新老残疾人联谊晚会的主持人,谁知到了时间她推辞了,她又开始发脾气,丧失自信了。许涟钢鼓励她要开发自己的潜力,她开始认为自己坐不了15分钟,最后竟坚持了2个小时,尽管咬着嘴唇,不住地压自己的腿缓解痛苦,“这锻炼了她的意志力,也让她意识到了自己的潜能。”许涟钢说。 何纯英的嫂子向志愿者们吐露了一个秘密:何纯英转到假肢中心康复后,她的男友再也没来过,她隐约感到了什么,情绪变得更恶劣了。 毛智文没有直接点破爱情危机,而是把存在手机里的妻子和两岁多女儿的照片给她看,跟她分享自己颇具戏剧性的恋爱故事。他们相识于网络游戏中,他是排名富豪榜榜首的“心缘魔”,是个妖怪,女孩叫“舞月”,是个小仙女。他去英雄救美,帮小仙女冲级。女孩子读了他写的一百多万字网络小说,被他的真诚打动,明知他是残疾人,仍坐了28小时火车来看他。“我最后对她说,你要等待生命中那个真正合适你的人。” 离开时,毛智文在电梯口遇到坐着轮椅的何纯英,穿着一套颜色鲜亮的裙子,腿上放着一只绒毛熊,右手拿着一个削了皮的苹果,笑着跟他打招呼。
“无肢人”导师 只有残疾人最明白残疾人的每一个细微关键点。
今年40岁的许涟钢,在名片上称自己为“湘中无肢人”。他在成都的心理援助坚持了48天,是最后一个从灾区撤回的人。 许涟钢曾是湖南省涟源钢铁厂的一名钳工,1997年的一次乙炔爆炸事故,他的两条腿没了,右手只剩拇指和食指。在他眼里,没有双腿,但有一个健康的大脑和一只完整的手,足以重新生活,“人身残疾并不可怕,但心理不能残疾。” 53岁的杨天明(化名)是四川绵竹市一位中学校长,最绝望的时刻是穿上双腿假肢,发现仍需要靠家人搀扶站立。许涟钢感同身受,当年他自己的双腿装上假肢后,因为不得要领,几年内在厕所门口、窄梯上、斜坡处摔过无数的跤。更郁闷的是,他找不到人可以请教,也查不到任何信息,都得自己慢慢摸索。 和许涟钢当年一样,杨天明渴望寻找到一个教会他双腿穿假肢独立生活技巧的导师,“许涟钢教我坐下,起来,教我如何用两个凳子上厕所,洗澡,他甚至躺在地上,让我看各种摔的姿势怎么爬起来,身体各个部分如何用力,如何在地上找到一个支撑点,拐杖和手怎么配合。”杨天明进步很快,仅用几周时间就可以独立上楼梯了,一位从美国来访问的医生很惊讶他的进步,在美国康复到这个程度也需要3个月时间,要和他留影,追问谁是指导他的医生。 “其实医生和假肢厂的技师都是正常人,说不清楚没有两腿的发力技巧,在心理上没有这么细腻,”杨天明说,“只有残疾人最明白残疾人的每一个细微关键点。”“左右手放一边,身体向后撑,用力,腿往后压,关节必须伸直。”“残疾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但不要影响到未残疾的部分。”从四川回来后,生活技巧指导和心理鼓励延续到了手机短信和电话中,9月7日,杨天明告诉记者,他已经可以穿上双腿假肢走1公里路,他成了假肢康复中心的样板,有人给他拍录像录下每个动作,以编写教材和做示范。 杨天明从许涟钢身上受到启发,尽管可以康复出院了,但他仍留下一段时间,帮助其他病友,“每天晚上,我和他们聚在一起聊天,戏称为残肢协会,互相交流经验。” 许涟钢还根据自己创业的经验,针对性地给灾后残疾人的生活出路提出建议。他给失去右手的“可乐男孩”薛枭做心理援助时突出了这点。经过媒体大量集中报道,薛枭在网络甚至拥有同名聊吧,被视为灾后心理健康的样板人物,经常被邀请到北京、天津去参加各种活动,演讲,但许涟钢告诉薛母,“这种光环很快就会退去,这不是真实的生活。”到现在许涟钢对薛母还有些歉意,他答应帮助找到用一只左手洗澡的方法,但仍未找到。 意外的心灵洗礼 残疾人给外界的印象大多不好,现在倡导 “学习型抱团”。
从四川回来,老马发现这20位残疾人朋友突然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我们每个人在内心都经历了洗礼。”苏建飞说。 改变最大的是陈乐奇。此前,他证明自己的欲望强烈到常人无法理解。去四川之前,他曾建议开四五十辆车去娄底各街道大张旗鼓地转一圈,证明残疾人也能做点有价值的事了。“几十年来,四川之行让我第一次感觉被人瞧得起了。” 多年的压抑使他的个性暴烈,容易走极端,几年前政府取缔残疾人搞运输的“叭叭车”时,他曾组织许多残疾人相抗。而一个月前再次发起的取缔,陈乐奇第一次平静地接受了政府的规则,什么也没做就把“叭叭车”停了,还劝说其他人不要闹事。互相理解才能解决问题,按规则办事才能得到别人认可。”他说。 9月3日这天,陈乐奇去酒店赴宴,用双手撑着到达门口,迎宾小姐以为来了个“要饭的”,双手一摊将他拦住,说了句:“这里是饭店。”陈乐奇冲她笑了笑,没说一句话。以前他总是内心愤愤不平非得逼着对方道歉才结束。 在残疾人志愿者群体中,邱向文素以“打架”出名,邱向文说,其实每次打架他都是为了自卫,如果残疾人不“那样”一点就更受人欺负。他开叭叭车拉生意时,不合时宜地去问几个迎亲的小伙子要不要坐车,对方认为结婚碰着这么个残疾人晦气,就对他动了手。邱向文说之所以怒不可遏地动手回击,源自曾经被排斥的回忆,“十岁那年,我的亲姐姐结婚时不让我参加,怕别人笑话”。 从四川回来后,邱向文第一次意识到打打杀杀没意思,前几天有人恶语相向,朋友看不过去了要采取行动,他默默地忍住了,“我学会了忍耐比暴力更智慧”。 苏建飞说,残疾人给外界的印象大多是暴力抱团,现在他倡导的是“学习型抱团”。过去志愿者们开会讨论问题时,自说自话,别人一唱反调,就偏激,嗓门很大,现在学会去倾听别人的观点,接纳别人的意见。 妻子们也发现丈夫们的气质悄悄产生了改变。有次集体开会讨论到很晚,有人提议给家属们送鲜花,午夜时分一群人出去转了一圈可惜没买到花。妻子们听说后惊讶不已。“可能他们把对别人的心理援助不知不觉地用在了我们身上。”苏建飞的妻子说。 毛智文的改变是,以前自己开一个复印店挣钱谋生,现在把店交给老婆,他决定加入苏建飞领导的创业协会一起做事业,“不只是自己挣钱,而是带动其他残疾人一起创业”。
陷入困境 “你们是因为温总理来看过我才来关心我的吗?” 9月7日下午,记者联系接受过志愿者心理援助的唐晓军,他的母亲说,儿子的残肢发肿,整个下午情绪低落,不愿说话。 毛智文回忆,3个月前,重症监护室里的唐晓军,大喊大叫,依赖镇静剂上瘾。唐的母亲说,当时毛智文给儿子做了催眠,孩子安静下来慢慢睡着了,问题是容易反复。 像唐晓军这样的重度心理援助对象,需要长期多次面对面的援助,但娄底志愿者们的个人力量毕竟微薄。如果没有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有效支援,长期心理援助计划难以为继。 娄底志愿者也受到了各种鼓励,其中一个惊喜是娄底市市长硕辅用市政府的IP地址在红网论坛中真名回帖:你们辛苦了,谢谢。” 6月25日,心理援助大半个月后,7人先回来了,邱向文不得不离开:“我真想留下来做到底,但我妈在电话里哭着催我回去,问我还要不要这个家,家里连买液化气的钱都没了。” 出门久了,娄底的妻子和家属们一个个电话去催他们回来,“我们也需要心理援助了。”上千元电话费花在安慰家人身上。 7月24日,坚持到最后的许涟钢也不得不回来了。他需要休息,身体上的,心理上的。“有些援助并未见效,有的出现反复,我心理压力挺大,觉得有些内疚。”幸好心理医生赵淑琴老师一直给他心理支持,安慰他出现反复很正常,专业心理医生也经常遇到。 9月6日晚,坐着轮椅的北川中学17岁的学生秀秀在北京观看残奥会开幕式。秀秀也接受了残疾人志愿者的心理援助。 5月24日,温家宝总理到成都视察,看望的残疾学生中就有秀秀。之后全国各地无数人来看她,上海、北京、日本、美国的医生和志愿者们,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等各路媒体。 当时有十几个孩子排队等着接受心理援助,秀秀排在最后一个。有家属跟毛智文说,这个女孩是被温总理接见的,你们要重点援助他。毛智文记得当时秀秀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们是因为温总理来看过我才来关心我的吗?”毛智文实话实说,并不知道此事,谁有需要我们就援助谁。 截稿前,本报记者获悉,9月初,上千名从全国各大医院结束治疗的灾区病人陆续回到家中,其中大部分是肢残者。做心理干预的高先琼医生告诉记者,其中多数需要接受心理援助,最严重的是一个女病人,家里所有的亲人都去世了,又是双腿高位截肢,处在崩溃边缘,“她整天哭,心理干预根本无法进行,连话都说不上”。高先琼认为,解决这些残疾人的心理问题,根本上需要政府提供就业出路,“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工厂,让他们学会自立,但目前正常人都管不过来,92%的正常人还住在板房和地震棚中,生存都是个问题。” 高先琼希望娄底的残疾人志愿者能继续来绵竹市做心理援助,她相信残疾人之间的互助效果可能更好。毛智文和苏建飞早就意识到,“不仅仅在成都,可能有上万灾后残疾人分散在各个角落,他们的生存意志也许正在被痛苦的黑暗吞噬。”
“残疾人心理互助,是世界创举” 不少网友提出疑义:心理学是一门高深复杂的科学,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残疾人,能够进行心理援助吗?9月7日,正在美国纽约的心理学博士邓明昱通过邮件告诉本报记者,“有这种疑义的人,至少是没有真正弄懂心理学。” 邓明昱曾作为纽约华人社区咨询中心主任,投入2001年纽约“9·11”事件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四年多。 两个多月前,他专程找到了成都市洗面桥横街10号的这间逼仄小屋。湖南娄底的20名残疾人志愿者挤在这里一个多月,完成了地震灾区320名肢残者,一千多人次残疾人的心理援助。 这个场景打动了邓明昱。他想起了20年前中国心理学界泰斗潘菽教授多次嘱咐他,“心理学一定要走出象牙塔,一定要走应用的道路。如果不在现实生活中完善,就会走向死胡同。” 邓明昱说,残疾人之间的心理援助,在很多时候比正常人更有效,甚至比某些心理专家都更有效。因为他们都是残疾人,彼此之间能自然沟通。山西心理学家胡宝伟教授则认为残疾人心理援助的肢体语言暗示,任何专家都替代不了。 邓明昱介绍,目前国际上还未发现残疾人对残疾人的心理援助先例。国外的伤残心理学,主要还停留在正常人对残疾人的心理研究。2008年7月在德国乌茨堡、柏林和香港召开的3次国际心理学大会上,邓明昱在介绍四川震后心理援助经验时,引用了湖南娄底开展残疾人心理援助的开创性案例,引起了国际心理学界的高度兴趣,“众多心理学家认为,这既是对残疾人心理援助的新措施,也是研究伤残心理学的新起点。”
整合全社会资源,量体裁衣满足残疾人需要 汶川大地震究竟产生了多少肢体残疾者,这个数字仍未有精确统计。但有关人士估算至少近万人。 邓明昱认为,灾后残疾人是创伤应激障碍的高危人群,是心理援助中最难攻克的部分,但中国本已短缺的心理干预专业人士,基本没有受过创伤应激障碍的训练,所以在实践干预上有很多不妥之处。他提倡,在培训专业人士的同时,引导和帮助残疾人之间的心理援助和心理自助,对于发掘新老残疾人的心理能力,提升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都有巨大潜力。 “残疾人心理援助首先是一项社会运动,需要有一个长期援助的机制,包括志愿者的心理学知识培训和自己的生存问题。把现场帮教和理论学习结合起来、把社会运动和专业工作结合起来、把短期突击训练和长期系统培训结合起来,持续5年、10年、20年。” 9月6日,成都市残联组联处李家明主任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成都残联已拨出10万资金用于组建残疾人危机干预助残志愿服务队,在全市各乡、镇、区选拔培训一批本土残疾人,经过心理培训后,长期心理援助定点残疾人对象,每个月至少上门3次,每月由政府发放200元生活补贴。 而放诸全国,推广残疾人互助工作,李家明认为根本问题是全国残疾人工作思维需要创新,政府需要研究残疾人的心理特点,量体裁衣地提供个性化服务,在体制上保证针对残疾人的各项措施能真正有效。他认为目前全国的残疾人工作体制存在不足,根本出路是要变“政府各部门向残联负责”为“向市政府负责”。成都在全国率先引入了残疾人工作首要问责制,“如果哪个残疾人的保障没落实,请相关政府部门到市政府办公室解释,残联只是一个联络作用。” 湖南娄底的残疾人志愿者的尝试,正是试图提出一套由政府主导和整合社会资源的心理援助公益事业系统,从心理援助、生活自理、就业创业三个方面针对残疾人需要进行人性化心理培训,从改变残疾人的心态入手,而新老残疾人心理援助的培训组织也应该是一个学习型的组织,“互相交流心理经验,整合生活自理技巧,分享就业和创业体会”。 “与成都的政府创新模式相比,不只是让一个老残疾人单独面对另一个新残疾人说说体己话,而是建立一个社会化、学习型的动态体系,心理援助的最终目标是让残疾人觉得自己的生命有价值,感到总有未被发掘的潜能。”苏建飞说。
“我们需要的不是怜悯,是平等目光” 在美国街头,随处可见霍金般的重度残疾人坐着轮椅在街上独立出行,独立参与社会生活。邓明昱说,残奥会在北京召开,可进一步唤醒社会对残疾人真实需要和内心世界的关注,为残疾人建立“物质无障碍”和“精神无障碍”的社会环境。 残奥会的经验表明,在举办过残奥会的国家,残疾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社会刻板形象得到了改变。 在中国,人们对残疾人的刻板形象是街头要饭的、家中封闭的弱者、依赖者、聚众闹事者。而心理咨询师杨琼莲接触娄底残疾人志愿者后感叹,“跟他们一起工作,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都有自己幸福的家庭,有自己的工作甚至事业,心态比正常人还积极,从不抛弃自己,不放弃自己。” 志愿者邱向文说,在残疾人中间有个有趣的现象,残疾人之间再怎么吵也不会打起来,因为大家能互相理解,而正常人和残疾人很容易打起来。正常人和残疾人的内心世界缺乏彼此的交流和信任。 毛智文正担任中国残疾人免费咨询网残奥会版版主,他将一些积极向上的残疾人故事收集起来传播,让世界多些渠道理解残疾人。他最近推荐给网友们的一个故事是,一个重度智障残疾人,参加运动会的跑步比赛,每跑几步他就摔倒一次,别人劝他放弃,他说,我没想自己是一个残疾人,我是一个运动员,跑到终点是我的责任。“我们需要的不是怜悯,而是平等目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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