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期待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拿出具体的东西来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

 

　　10月13日,安徽凤阳小岗村,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村委会副主任关友在阅读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新闻。　王家国　摄 
 

农民看全会

　　本报讯　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安徽阜阳农民杨云标正在广西南宁参加扶贫组织的一个农村青年发展培训。这个30多岁的小伙子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标志性人物,他所创建的兴农合作社受到会议组织者的认同,在培训过程中,他分享了合作社内的金融互助基金的运作情况。

　　“国家历来对金融比较敏感,但这两年却挺鼓励这个。”杨云标说,他们的基金也获允在银监会备了案。只是基金数额还很少,仅二三十万。一切都还刚刚开始。率先在山西临县水龙头村向农民进行小额信贷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也注意到这一点,“农村金融体制刚刚开始试点,虽然有了小额贷款和村镇银行,还远远没有解决广大农村的需求,可能还不到5%的农村有这些东西,九牛一毛。”

　　而汤敏同时也注意到三中全会公报关于发展农村金融的内容。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发展阶段,中共中央开始订立农民增收的新目标: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适度的规模经营,被认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途径。这牵涉到土地流转、农村金融、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的变革。

让耕地向种田大户集中

　　三中全会公报发布之前,舆论热议最多的莫过于土地流转话题。但此次公报并未在这上面花费太多笔墨,仅表示: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但联系到胡锦涛总书记三中全会之前在安徽小岗村考察时提到的“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相信,已经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无疑将有这方面的具体实施内容。

　　这些年来,杨云标眼见自己所在的阜阳城市郊区,有好多耕地变成房地产开发用地。近两年,耕地租赁、入股之类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了。他也在思索有关耕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问题。在他所在的村子,有部分人出去打工,虽然土地没有荒废的现象,但大家对它不是那么看重了,“像我爸种地就是全心全意的,我哥出去打工就不会把地看得多么重要了。耕地长期的流转?我觉得他们可能也会考虑一下的。”

　　汤敏认为,当耕地可以一个更好的价格向那些种田大户和种田能手集中,就有可能对农民增收起到很大的作用。

让农民的钱留在农村

　　影响农村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金融瓶颈。农村信用社多年来已名存实亡,农民很难在这里借到钱。杨云标对此有很深的体会,他在信用社的朋友和他说:信用社一年能吸收农民存款八千万,,但农民想去这里贷款,却很难贷出来。信用社的八千万大都贷给企业了。杨云标和他的朋友开玩笑说,这是一个循环,农民进城打工建大楼,挣了钱存到银行,银行再贷给房地产商,再开发大楼。

　　“这个循环仔细想想是非常悲哀的,在这个循环中,农民始终处在打工的位置,也就是你的血汗钱永远要给别人利用。台湾地区和韩国都搞农民互助,允许农民办银行,农民的钱都留在农村。如果这八千万都用于我这个乡村社区的建设,这是什么概念?”杨云标为此创办了自己的金融合作资金,“农民的钱我们农民自己来管,用于农民自己的发展。”

　　“以前农民贷款还得找熟人、送礼,现在就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很了解每家每户的信用,拿钱干什么。”杨云标看到希望,但迫在眉睫的还有发展的瓶颈。

　　从事小额信贷多年的汤敏,对完全依靠自己股东的钱发展的合作基金的困境,亦多体认。“毕竟是股东的钱,贷出去之后受很大的制约,这里面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东西。”他有些悲哀地说,农民的钱实际上还是在流向城市,我们还需要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我们需要坚持一条就是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这得拿出具体的东西来。

　　而具体的创新,还有待即将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带给我们希望。汤敏认为,总体来看,国家政策越来越宽松,对农业的投入越来越多,但要让政策真正变成大部分农民兜里的钱,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杨云标,这个实践新农村建设的农民,也期待国家具体的行动和措施,能带给他对2020年农民纯收入翻一番的信心。“国家一直在提多予少取放活,我觉得农民的创造性真的是非常大的,放活甚至比多予还要重要。本来农民创造的经验,我们应该支持和鼓励,这样才能真正调动农民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