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希望城里人出资在自己的宅基地上联合建房,城里人希望在乡村拥有一个家园

　　●这一模式得到成都政府的支持却与现行法律禁止农民向城市人转让宅基地相违背 

在都江堰一带,这样的联建房屋招商广告遍地开花。本报记者贺信摄

　　邹燕春在村口挂起“寻求联建”的招牌已经有两个多月了。这块捆绑在电线杆上的木牌释放的信息是：主人家愿意用自家宅基地，向有钱的老板们换取重建房屋的资金。

　　我国现有法律体系禁止农民向城市人转让宅基地，但是在青城山脚下这个被大地震袭击过的农村，邹燕春的做法却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从今年6月开始，成都已经颁布了多个文件，鼓励受灾农民利用宅基地，吸引社会资金联合建房。

　　自从去年6月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成都就提出了推动农村集体土地资本化的目标。当地政府正利用自身特殊地位，为土地改革上的锐意进取提供政策支持，而紧迫的灾后重建任务，又加速了农村产权改革的进程。这是隐藏在成都这一轮土地新政背后的改革逻辑。

　　媒体普遍认为，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启动新一轮土改，宅基地的自由流转是否也包含其中呢？

　　我们一起建房吧！

　　成都允许受灾农户出地投资人出钱联合建房后，都江堰一带打出的联建招商广告遍地开花邹燕春的联建招商广告是8月10日挂出来的。

　　地震摧毁了她家10多间砖木结构的房子，本来堆放工具、杂物和养猪的祖屋被收拾出来，临时安置一家5口人的生活。

　　在成都，像邹燕春一样需要重建永久性住房的农户有20多万。如果以户均20万元计算，投资超过400亿元。而在都江堰，这笔投资也超过了100亿元。

　　事实上，邹燕春的5口之家最多可以从政府获得1.9万元的重建住房补助款，不足以支撑房子盖回原样，更何况邹春燕的目标，是按照震后修订的标准，建设8度抗震设防的新房。

　　对于这个声称年收入不过1万元的农村家庭来说，房屋重建是一个过于宏伟的工程。按照邹的说法，家里的4亩地种植大米、小麦，每年有3000元的经济产出，吃饭以外的开支主要依靠男人打工，“一年能在银行存上5000元，就算谢天谢地了”。

　　在邹燕春生活的青城山镇，一名副镇长向记者感叹，灾难揭开了农村家庭光鲜的外衣。“他们原来盖的房子看上去漂漂亮亮，但是由于使用大量廉价的建材，根本抵挡不住地震的冲击”，某种程度上说，地震将农民的经济实力打回了原形。

　　政府有限的财政能力和农民孱弱的抗风险能力，是当地政府出台系列文件，加速农村土地改革的背景。

　　6月26日和8月7日，成都市先后出台《关于加快灾后城乡住房重建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加快灾后城乡住房重建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引入社会资金，加快灾后农村住房重建。

　　具体来说，就是受灾农户使用宅基地向投资人交换资金，双方联合修建房屋，再按照协议对房、地进行分配。而且联建房屋可以用于旅游、服务等行业，也就是说，可以用来做生意。

　　对于受灾农户来说，这是一个利好消息。在都江堰旅游资源丰富的乡镇，农民打出的联建招商广告遍地开花。有的是用木炭书写在门板上，有的用油漆喷涂在院门上，个别村镇还给农民统一制作了广告喷绘。

　　田园生活的梦想

　　青城山、都江堰一直是成都人旅游休闲的上好去处，每一个前来考察的人都带着田园生活的梦想邹燕春的做法经过媒体报道后，效果出奇的好。第二天，自驾车前来考察的老板络绎不绝，她的电话也应接不暇。她那半个篮球场大小的院子，最高峰时停了10部小汽车，这是村里最近几年来从未出现过的盛况。

　　10月10日，在喧嚣已经平息的院子里，邹燕春展示了她搜集下来的名片，几乎每一个人都挂着“老总”的头衔。“昨天我光是删除不再联系的电话，就删掉了20多个。”邹燕春说。

　　对于都江堰来说，这不过是个开始。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当地政府每逢周六就在各个乡镇开办“联建超市”。仅8月30日这天，青城山镇就有超过2000人到场咨询。

　　每一个前来考察的人，都带着田园生活的梦想。过去20年中，青城山、都江堰一直是成都人旅游休成都市建委村镇处处长李世庆曾对媒体解释，政府这样的制度设计，一个重要考虑是不违背现有的法规精神。例如《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也明确，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宅基地。

　　如果承认城镇居民对于农村房屋的所有权，根据地随房走的原则，将在事实上造成联建投资方对农村宅基地的购买。

　　“红头文件”的担保

　　成都市的通知规定，对属于投资人的宅基地发放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但注明商业、旅游等非住宅用途政策突围出现在上月中旬。

　　成都市委统筹城乡工作委员会和成都市国土资源局联合发出《关于重灾区农户灾毁住房联建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对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作出新的规定。

　　这份文件说：市（县）国土资源局对联建房屋宅基地属于农民部分的发放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用途为住宅。对属于投资人的，发放同样证件，但注明商业、旅游等非住宅用途。

　　对致力于城乡统筹试点的成都来说，这份文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早在今年年初，成都市委市政府颁布的“一号文件”，就明确提出要逐步实现城乡房屋同证、同权。

　　都江堰统筹城乡工作局有官员对媒体表示：大地震以后，试点面扩大了、时间提前了，“我们也是顺应了广大农村群众盼改革、愿改革的意愿”。

　　一位基层公务员告诉记者，按照他的理解，这些政策旨在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也因此大胆向咨询联建事宜的城里人承诺，“有红头文件担保，你们还担心啥子？”

　　和胡国毅分手后，邹燕春很快又找到了联建合作方。记者在协议书上看到，邹燕春承诺和对方平分宅基地，对方利用分到的宅基地建设一座三层楼的别墅，并承诺在另一半宅基地上为邹燕春建造一座面积150平方米，且符合抗震要求的二层楼房。

　　不过接下来的事情仍然没有如邹燕春设想的那样，顺利发展下去。

　　协议书要经村组和镇政府见证方能生效。“镇政府专门为我的事情开了会，结论是拒绝盖章。”邹燕春沮丧地说。

　　一位镇政府工作人员透露，联建模式的“合法性”建立在一系列红头文件上，但是一旦发生纠纷，法院裁决的依据是现有的法律法规，“到时候镇政府夹在中间，可能陷入一堆扯不清楚的事情”。

　　镇政府避世和消极的态度，直指地方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冲突。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城市人既然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便也不能成为集体土地流转关系中的合法主体。因此，联建双方之间即使按照“打擦边球”的逻辑分析，也只能围绕宅基地形成“租”的关系，投资方的“物权”无法得到合法性的解释。

　　期待“尚方宝剑”

　　专业人士分析，“试验区”批文绝不能当作尚方宝剑使用，如果双方发生纠纷将难以善终专业人士意识到了其中的风险，并提醒政府予以足够关切。本月初，成都律师牛建国曾向市政府参事室提交一份材料，指出联建模式可能引发新的历史遗留问题。

　　他分析说：随着联建项目日益增值，纠纷必然产生并诉至法院。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法院通常会认定联建协议无效，并且判定不动产归农民所有，而农民则被要求返还联建款。履行这一判决，只能对建筑物进行拍卖，考虑到农村的特定风俗，这些案件将难以善终。

　　法律人士的担心并非凭空设想。作为试验区的成都和深圳这样的特区相比，一个重要差异在于，前者并未像后者一样，获得全国人大的立法授权。牛建国说，“试验区”批文绝不能当作尚方宝剑使用。

　　对于这个问题，基层政权的认识并不一致，某些乡镇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一个基层干部说，在现行的政治框架下，专业人士的预测脱离了国情，“毕竟联建不是一户两户，而是一大片的事情”。

　　另一个基层干部说，如果你不了解震后农民的生活有多么艰难，你就不能理解农民和村组对联建的盼望有多么迫切。

　　记者在都江堰采访，摩的司机代丛青执意邀请记者到他生活的赤城村采访。“要是能够通过你引来一个有实力的老板，我们村就完全变样了，”代丛青说。

　　57岁的汤尚兰半路拦下记者要求接受采访。销售佛手瓜的200元，国家3个月900元的补助和解放军撤离时捐赠的800元，是她在震后屈指可数的三笔现金收入。现在她经常跑到镇上去看猪肉的价钱，两头猪是她最值钱的财产。

　　在汤尚兰生活的紫坪铺镇沙湾村，只要农户和联建方确定了合作意向，就会有专人帮双方跑腿，镇政府还安排了一位驻点的副局长做这项工作。

　　村主任刘福昌说，农民不会在报纸上打广告，现在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发布信息的渠道。在他看来，老板的风险不在于产权不产权，而是“我这个村主任说的话是不是靠得住”。

　　在邹燕春生活的地方，情况就不一样了。投资人不见手续是不会动工的，她只能一遍一遍到镇政府催。邹燕春说：灾后重建为农民用土地换房子开了一个口，“如果政府说可以搞联建，我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如果不行，就不再操这份心，老老实实搭好我的猪圈棚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