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论坛

　　整整30年前,以小岗村试行“大包干”为标志,农村改革大潮起神州,并以磅礴之势推向城市,推向全国,中华民族走上了现代化的圆梦之旅。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中,广东抢得先行之利,扮演排头兵角色,也赢来了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的殊荣。

　　30年后的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改革的伟业选择了从农村再出发,以农村综合改革为突破口,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促进城乡人力财富自由流动,打造新型城乡关系。在此基础上,着力提高农民收入,打造世界最大的内需体系,解决过度依赖外需及投资的经济发展格局,应对国际经济波动的严峻挑战,解决经济科学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改革的重点所在。

　　在新一轮改革热潮涌来之际,广东能否继续走在改革的最前列,能否成为农村综合改革乃至科学发展的排头兵,万众瞩目。

　　1、广东农村改革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农业稳,天下安；农民富,天下足；农村改革取得新突破,改革大局全盘皆活。

　　广东应不应当成为农村改革的引领者?

　　这个问题隐含的逻辑或许会引来争议:广东要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就非得当农村综合改革发展的排头兵不可吗?

　　对这一疑问,历史给出过答案。回顾激荡起伏的30年改革岁月,广东抓住先行之利,在农村改革领域取得过多个率先突破,其中每一项突破都不仅仅关系到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的纯“农”字号话题,而且成了改革开放的重要策动源,是工业化、现代化全局最重要的突破口和支撑点之一。

　　1979年,广州在全国率先放开塘鱼价格；1981年,取消肉鸡和鲜蛋的派购任务,放开价格；1983年,放开水果价格；1984年,又在全国大中城市中率先放开蔬菜价格和经营；1985年1月和4月,先后放开了生猪和水产品的经营；1988年,调整并放开了粮油价格；1992年,广东在全省范围内取消了粮食的统购统销。可以说,以农产品价格为先导的农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广东吃的第一口螃蟹,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价值规律从此得以奉行,并以燎原之势,席卷全国,为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了宝贵的探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期,广东率先实施“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广东”的全民造林绿化行动。十年树木,绿回南粤,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障。

　　上世纪80年代,广东率先开展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农业生产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花卉、水产等高产、高质、高效农业勃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启了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的新征程。

　　上世纪90年代初,以南海农村土地股份制的改革探索为标志,广东率先开展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改革,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既切实保护了农民利益,更为珠三角农村工业化的爆发提供了坚实的载体。

　　进入新世纪以来,广东率先实现真正意义的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率先开展贫困地区医疗卫生补助制度,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在这片热土轰轰烈烈地铺开。

　　广东农村改革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农业稳,天下安；农民富,天下足；农村改革取得新突破,改革大局全盘皆活。

　　2、农村发展的相对滞后已经成为广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只“短腿”,农民不富,农村不大变,农业不大发展,广东就难言实现现代化。对于广东来说,必须及早补上这一课。

　　借用历史这一明镜审视现在,展望未来,肩负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重任的广东,借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东风进一步解放思想,力争在新一轮农村改革中率先取得新突破的紧迫性不言而喻。

　　审视现状,必须清醒地看到,尽管广东农业、农村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农业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广东要想在新一轮农村改革中继续一马争先,面临着严峻挑战:

　　一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薄弱。2007年广东人均耕地已减少到0.38亩,远远低于联合国规定的警戒线水平；珠三角农田有相当部分受污染,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经受严峻考验。

　　二是农民收入增速缓慢。2003年至2007年,全省农民平均收入年均实际增速为5%,低于同期浙江的7.8%,江苏的7.3%,也低于全国6.9%的平均增长水平。

　　三是城乡差距继续拉大。2007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15倍,高于同期江苏、山东、浙江的2.49、2.86和2.49倍的水平。

　　显而易见,农村发展的相对滞后已经成为广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只“短腿”,农民不富,农村不大变,农业不大发展,广东就难言实现现代化。对于广东来说,必须及早补上这一课。时间拖得越久,城乡差距拉得越大,补课所付出的代价就将越大。

　　更重要的是,从区域经济竞争格局的角度看,广东与江浙等地相比,在城市建设、二三产业的发展、招商引资、财政收入等方面,各有千秋,难分高下,但就农业现代化、农民增收和农村建设这一方面而言,广东与江浙却并不在同一个档次上。农村发展的相对滞后,成为掣肘广东区域经济竞争力提升的一个重要方面。

　　广东在农村发展方面存在的差距,原因固然不少,但最根本的一点,还在于近些年来在农村深层次改革方面始终未能取得根本性突破,这与当年敢为天下先的改革气势不可同日而语。比如,广东的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改革、农村股份制改革和城乡统筹等方面本来是在全国最早起步的,但近些年在解决村级集体组织政企不分等根本问题上进展不快,改革的步伐已经落后于成都、重庆等全国城乡统筹试点城市。再者,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面,由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农村合作基金会等问题上吃过大亏,以至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广东在这方面作为也很有限,错过了前一波改革的契机。

　　近年来广东农村改革的相对滞后,与部分干部头脑里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有莫大干系。虽然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反复强调“农业稳,天下安”,“农村工作仍然是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但由于唯GDP论的片面发展观颇有市场,这些重要的思想没能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相当一部分干部认为农业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在GDP中所占比重小,政绩不明显,有意无意间,对农业乃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投入不愿意加大,精力不愿意多花。这就是农村改革逐步落后的主观原因。

　　3、以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为己任的广东,理应抖擞精神,拿出当年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气概,在农村改革发展的征程中奋力争先,更立改革潮头。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对“三农”问题有一个重要论断:“农村改革仍然是我国改革的关键环节,农业农村发展仍然是我国发展的战略基础。抓住农村改革发展这个重点,就能掌握整个改革开放的主动权,就能带动我国经济社会新一轮发展。”回首过去的辉煌,审视当前的差距,对胡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结合广东的实际,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深化认识:

　　第一,基于对现代农业的重新思考,要认识到农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更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

　　从经济效益角度分析,只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现代装备不断武装和改造,只要适时推进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农业就可以成为高效产业。与中国一样,荷兰也是典型的人多地少国家,但经过40多年的努力,荷兰农业现代化步伐大大加快,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还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从国家安全角度分析,农产品是老百姓的必需品,是工业最重要的原料提供者,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因此,农业又是维系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从自然环境角度分析,农业是循环不息的生态产业,农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生态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处亚热带,经济国际化程度高,发展外向型高效农业的条件得天独厚,省委、省政府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决定中将现代农业列入六大产业之一,广东农业凭中央和省委政策的东风乘势而上,当其时也。再者,在当前珠三角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但整体生态日渐脆弱的矛盾之下,通过合理规划,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以森林、农田、鱼塘将众多“石屎森林”切割并包围起来,也正是珠三角可持续发展的千秋大计,这不正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战略意义所在吗?

　　第二,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代的农村问题已经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密不可分,解决好农村问题,就是解决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问题。

　　对珠三角改革开放的历史进行审视,珠三角的工业化、城市化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农村起步的。当时,以轻工业为主体的国际产业转移全面铺开,珠三角坐拥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珠三角的干部群众又充分发挥了镇村两级农村集体组织在土地处置、发展经济等方面拥有的自主权和灵活性的优势,大力引进“三来一补”企业,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工业化浪潮。

　　由于当时向大陆特别是向珠三角转移的主要是港澳台的中小企业,它们和珠三角村镇组织一拍即合,形成了“村村点火、镇镇冒烟”的工业分散发展格局,也书写了珠三角工业化、城镇化突飞猛进的一段传奇。但由于“城乡分治”的二元管理体制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但未能随着经济的发展受到削弱,反而以另外的形式得以强化。这种新时代的城乡二元结构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城与乡的泾渭分明,而是表现为城乡混杂、体制错位:城市里有农村经济社会组织的存在,即使在广州、深圳这样的中心城市,“城中村”也仍然星罗棋布,它们沿袭的农村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城市的管理框架；农村里也有大量新兴的小城镇在崛起,但这一大批小城镇囿于行政管理权限等方面的滞后,仍然维持“小马拉大车”的格局,与现代城市发展的要求相距甚远。

　　随着以重化工业、装备工业为主体,以日韩、欧美跨国企业为转出地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兴起,随着城市群日益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主体,这种城乡混杂、体制错位的二元经济格局已经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予以调整。今年7月份,温家宝总理到广东调研时同意了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将珠三角发展纳入国家战略规划的建议。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尤其是在国家宏观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刻,珠三角发展重回国家战略,其重要意义在于珠三角通过一体化进程升级换代,加重其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身份,为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珠三角经济一体化,势必要促进珠三角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并带来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体制多方面的变革。这些变革是一场综合改革,需要勇气去突破,需要从试错中成长。能否在以城乡统筹为突破口的综合改革中取得新突破,事关珠三角乃至广东改革发展全局。

　　第三,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农民问题再也不是传统的农民问题。

　　在广东,特别是在珠三角,传统的农民已经分化为两大群体:一是以农业为主业或兼业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二是仍然保留农村户籍的产业工人,俗称“农民工”。对广东而言,如何统筹解决好本省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及农民工权益保护这两个课题,任务特别繁重,也事关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局,不容小觑。省委、省政府在今年5月底推出了推动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的“双转移”战略,已经就这一问题提出了创新性的整体解决方案,但具体怎么转移,怎样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还要看各地如何大胆探索、书写新篇了。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我国迈开了新一轮改革的伟大征程。而以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为己任的广东,既有率先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又有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全面破解系列科学发展难题的急迫需求和强劲动力,理应抖擞精神,拿出当年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气概,在农村改革发展的征程中奋力争先,更立改革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