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风来满眼春》作者陈锡添回忆小平南方视察和作品创作历程——　　

　　“这稿子发不出去，我一辈子遗憾”　　

　　
　　1992年，年轻的改革开放事业走到了迷茫的十字路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与此同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也异常复杂，围绕着要不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经济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甚嚣尘上。在此重要历史的关头，《东方风来满眼春》这篇生动记录了邓小平当年在深圳所行、所思、所想、所讲的长篇通讯横空出世，似一声春雷，如一阵春风，涤荡了人们心头的阴云。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转眼间16年过去了，恰逢改革开放30年的日子，《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作者陈锡添欣然接受了南方日报的采访，给记者讲述了1992年那年春天的故事。

　　●虽然要服从宣传纪律，但心里的报道欲望却很强烈，小平的谈话太重要了。他老人家不是光来度假，也不是随便聊天，是有感而发，不吐不快，而且讲话的针对性、指导性非常强。我心里想这个稿子不发出去，一辈子遗憾。　

　　●如果我当时服从上面的要求，不去准备，不作好记录，不把稿子写出来，不作报道，机会不等于没用吗？

　　关于《东方风来满眼春》：

　　南方日报的勇敢触动了我的创作激情　　
　　
　　记者：陈老师，这已经是您第几次接受采访了？一再回忆小平南方视察的故事和《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写作经历会使您感到厌烦吗？

　　陈锡添：地方各种媒体的采访比较多，具体多少次我记不清了。作为那一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记录者，我为自己能够有这样的经历而自豪，也愿意和别人分享，而每次接受采访的对象不同，问题的角度也不同，也会提醒和促使我回忆起一些不同的东西，媒体的多次采访说明大家对小平南方视察意义的重视，所以我从不会感到厌烦。

　　记者：小平同志在1992年1月19日至23日在深圳，而《东方风来满眼春》却在3月26日才见报，相隔两个多月，为什么会这么久呢？

　　陈锡添：当年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时，提出“三不”：不题词，不接见，不报道。上面也通知我们，没有报道任务，要严格遵守纪律，不作报道。我们曾经出了一个图片版面，刊登一些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的照片，我写了500字左右的图片说明都被删减了，严格到这样的程度，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把稿子写出来，一直在等待机会。

　　虽然要服从宣传纪律，但心里的报道欲望却很强烈，小平的谈话太重要了。他老人家不是光来度假，也不是随便聊天，是有感而发，不吐不快，而且讲话的针对性、指导性非常强。我心里想这个稿子不发出去，一辈子遗憾。

　　记者：等了两个月，机会终于来了，稿子终于见报，你当时是怎么决定要写这篇文章的？

　　陈锡添：一直到3月22日，星期天。我非常深刻地记得那个日子，我回报社值班，翻看报纸的时候，看到《南方日报》上登载了一篇反映小平同志南方视察的千余字的通讯《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我当时一下子就震动了，心里不断问自己：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可以报道了？同时又担心，如果让别的媒体的报道也出来了，自己岂不是失职？《南方日报》的报道和胆量触动了我，让我感到必须尽快把稿子写出来。

　　于是我中午回去随便扒了几口饭，就回到房子里翻看自己当时做的笔录。由于当时每天随访的“大事记”做得比较详细，而且为了确保不出错误，我还曾重新走了一遍小平同志来深圳视察时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核对一些细节。所以写作的过程非常顺利，可以说是激情澎湃，文如泉涌。就这样写写停停，一直到24日下午，终于把11000字的稿子写了出来。

　　■关于改革开放

　　敢想敢闯敢试是改革开放永远的动力

　　记者：作为一个近距离观察者，您觉得小平同志南方视察，给深圳，给新生的改革开放事业带来了什么？

　　陈锡添：首先是小平坚决提出了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这就为深圳的尝试和改革开放事业定了性，让大家安下心来搞建设。还有就是他说到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比如说股票市场，我们可以试，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这些话大大鼓舞了人们敢想、敢闯、敢冒、敢试的精神，改革开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深圳的风貌焕然一新，不断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很大，改革的力度也很大，在市场经济建设方面大胆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在招商引资等各方面工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深圳能够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像汪洋书记所说的能够“叫板世界一流城市”，这样的底气和动力我觉得都是和小平南方谈话是分不开的，都是在那个时候播下的种子。

　　记者：回顾30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您觉得变化最大、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陈锡添：现在回过头来看，感触最深的就是城市面貌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也许你们感觉不到，但是我们看着它改变的人，真是刻骨铭心。深圳的南山、罗湖有些地方我一两年没去，发现都认不出来了。

　　另外就是深圳人思想观念的变化，敢想、敢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观念比较强。就拿深圳特区报大楼来说，当时其实只要建20层就够用了，但是我们就建了50层，这并不是头脑发热，虚张声势。

　　我们是怎么建这一座大楼的呢？首先设计、建筑、装修全部采取招标形式，建成以后三分之一自己使用，三分之一出租，三分之一补地价以后拿出来卖。结果卖出部分收回了几个亿，差不多抵消了我们的建筑成本，出租的每年有几千万租金。这样的尝试就是解放思想，敢想、敢闯、敢干和发挥市场经济思维的典型，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环境，不可能这么干。

　　记者：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的所享有的特殊待遇越来越少了，您觉得深圳还能继续充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试验田吗？

　　陈锡添：刚开始时候，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确实得到了国家不少政策上的支持，才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取得这么辉煌的成果。现在全国一盘棋，特区不再特殊，很多人说深圳的优势没了，发展前景不看好，其实深圳现在不用依靠特殊政策，靠自己的活力去闯也能赢得新的发展。

　　我以前采访过原来的上海市副市长、后来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他说了深圳的发展就像是上海人烧的蜂窝煤，开始的时候要用柴火来引燃，柴火好比是特殊政策，当煤烧着以后，就不需要柴火了。现在深圳已经发展起来，就不再需要柴火这个特殊政策了，靠自身的活力和创造力也能够继续快速发展了。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恰当。

　　记者：汪洋书记给深圳提出了追赶世界一流城市的要求，您觉得深圳目前和世界一流城市相比，差距在哪里？

　　陈锡添：首先我觉得“叫板”并不是说要向这些国际先进城市挑战，而应该是向它们看齐，向它们学习，争取赶上甚至超过他们。我觉得我们的差距首先一点就是人的素质和意识，我们缺乏一种有法必依、依法办事的意识，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往往是关系优先。还有就是政府的管理水平上，在国外去政府部门办事很规范，很准时，依法办事，不用走后门，不用去说情。而在国内不少城市办事，“人情”“关系”还是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于解放思想

　　每一个不同阶段的思想解放都有着不同的含义

　　记者：目前，广东正掀起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您对此怎么看？

　　陈锡添：解放思想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程度不一样，内涵也不一样。在“两个凡是”盛行的时候，千人一面，千口一腔，10多亿人都用一个脑袋去思考，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无疑是一个精神原子弹，把人们禁锢已久的思想炸开了，那时候解放思想的内容就是：不能坚信“两个凡是”，无论是毛主席讲的还是谁讲的话，都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不能盲从。

　　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争论不休，一个“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大帽子把很多人吓得停步不前。后来小平同志南巡，提出了“不争论”，后来又提出判断事物的标准，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那个阶段解放思想的内容。

　　再后来，我们解放思想就发展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这样一来，民营经济被松绑后爆发出强大活力，促成了经济形式多样化的繁荣发展。所以说不同时期的解放思想有不同的任务，越是解放思想，人们越进步，思维越是与国际接轨。

　　记者：在您看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陈锡添：我觉得新一轮思想大解放要完成的任务不少，包括经济建设如何发展转型，文化建设如何上台阶等方面工作，还有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到的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问题。我们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在制度建设、行政体制改革上也应该有所推进，就算是不同步，也不能滞后得太厉害，这样才能和经济发展相协调，而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还有就是继续大胆地学习国外一些先进的经验、先进的管理方式，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用到我们建设中来，才能够缩小差距，实现赶超。　
　　
　　■关于自己

　　我是幸运的，我抓住了机会，而机会只垂青有准备的人

　　记者：《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使您一举成名天下知，此后谈您必提《东风》，您觉得这是否掩盖了您在其他的方面的努力？

　　陈锡添：不能说是掩盖了我其他的努力吧，应该说《东风》是我职业生涯的高峰，但这个高峰是我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不是偶然的。小平同志来深圳，深圳市委点名要我去随行采访，也许当时我在深圳新闻界小有名气吧，我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在小平之前，江泽民、李鹏等国家主要领导人视察深圳时，市委都曾指派我去采访，所以小平同志南方视察，我也获得了这个机会。

　　记者：写作《东风》时，您已经是51岁了，有人说您是大器晚成，有人说您是个幸运者，得到了别人所没有机会，您如何看待呢？

　　陈锡添：我觉得两句话都对。年青时候东碰西撞，吃了不少苦，在工厂工作过，到过广播站，做过老师，42岁才得以重返新闻行业，51岁才写出一篇得到大家公认的好东西。我也是幸运的。比我能写，比我优秀的记者多的是，但当时偏偏是我得到了这个机会，能够随行采访小平，这不得不说是幸运。

　　但是这些也不是偶然的，如果我当时服从上面的要求，不去准备，不作好记录，不把稿子写出来，不作报道，机会不等于没用吗？我是幸运的，同时我也抓住了机会，而机会只垂青有准备的人。

　　记者：这10多年来，您觉得《东风》一文给您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陈锡添：我觉得没有什么样的改变，虽然拿了不少奖，但我始终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我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而已。我还是和往常一样，照常出去采访，照常上夜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要说最大的改变就是在心态上，这篇报道以后，感觉到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而且对当时社会的前进起到了一点点推动作用，所以感觉很欣慰，工作起来心情也比较舒畅，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

　　记者：您身上综合了多种身份，学者、文人、报人，您觉得哪个身份最贴切？

　　陈锡添：我觉得用报人来形容我比较贴切。首先因为我很喜欢、甚至酷爱这个行业，我学是新闻专业，而且在报界从事了30多年的新闻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我熟悉新闻的十八般武器，消息、通讯、评论、杂文、报告文学等各种新闻体裁我都能写一点，编务上的各种长枪短炮，虽然不算是精通，但是我都会一些。还有就是我觉得自己具有政治家办报的意识，能够做到帮忙不添乱，与此同时，我也能够做到客观公正报道，只唯实，不唯上。有时候发现上级领导出错，我会主动去和他们交流沟通，讲出我的想法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