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元老戚发轫接受本报专访,畅谈神舟秘笈

昨日下午,戚发轫接受南都专访。
1970年4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东方红”卫星情况汇报,戚发轫是与会人员中最年轻的,那年他37岁。载人航天工程1992年正式立项的时候,从钱学森那代人手中接过接力棒的戚发轫担任神舟飞船的总设计师和总指挥。今天,这支接力棒又从他手中传给了下一代。他见证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成熟的全部历程。昨日下午,神七升空前的倒数时刻,这位75岁的老人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东北人就爱搞军工
南都:神七任务3名航天员当中,翟志刚、刘伯明是东北人。我后来查了一下各位老总的简历,飞船系统总设计师张柏楠、总指挥尚志,火箭总设计师荆木春,包括您本人在内,也都是东北人。这让我感觉到载人航天工程中有一个“东北军团”。是不是东北人更适合干这一行啊?
戚发轫:其实袁家军(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神七”任务试验大队大队长)和杨利伟也是东北人啊。
我理解这个现象和东北的历史是有关系的。建国初期,东北是国家军工企业最集中的地方,为国防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东北人,对军工行业很有感情。
我们这代人一直感觉受到外国人欺负。我出生在辽宁,1931年就被日本占领了。长大一点,我去了大连,大连这个城市,在日俄战争以后被日本人占领了40多年啊。抗美援朝时候,东北是前线,被美国飞机轰炸扫射。所以,这段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就希望在国防事业上有所建树。
1952年上大学(清华大学航空系)的时候,我就想学好了将来造飞机。当时只知道航空,并不知道还有航天,后来才转入了航天领域。这是我和这个行业的缘分。
你提到航天员多是东北人,我们航天员是从空军飞行员中选拔的。空军飞行员里面本来就有很多北方人啊,新中国的空军就是在东北成立的。我们还有个开玩笑的说法,我们东北人都是“逗哏”,不像你们广东人头脑那么灵活,会做买卖,你看东北的民营经济和服务业都不发达,说明东北人思想不够“开放进步”。东北人就想学好数理化、搞军工,觉得这个吃香。
“东方红”不是政治卫星
南都:您说的是我们发展尖端科技的历史背景,因为有这个背景,所以每次发射都关乎民心士气和国际观瞻。这会不会给从事这个事业的人带来特别的压力?
戚发轫:这要分成两方面看。尖端武器是国家的事业,从事和关注这个行业的人,首先是一个爱国者,是为了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才投身其中。如果只是为了赚钱,干哪一行不行,非得干这行?
(上个世纪)50-60年代,很多老科学家回国。他们抛弃了优越的条件,为什么呢?不就是爱国。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知识分子受到尊重,对我们来说,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还有讲究知遇之恩,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但是过分强调政治影响,就会走极端。几十年前我们搞发射,成功了就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如果搞不成,毛泽东思想就不伟大了?“文革”时什么事情都和“文革”挂钩,失败了就是“落后”,就是“反革命”,甚至是“特务”要被查三代。搞“东方红”卫星的时候,我家里就被抄过,感觉很委屈。
不过我反对把那个年代所有的事情都看做是为了政治服务,这是过去宣传上的误导。比如“东方红”卫星,我们是用来获得空间环境参数的,以前我们看参数都是看国外的资料,有了自己的卫星就可以自己获得数据。而在政治方面,为了突出政治,就让它唱个歌。总体来说,“东方红”是科学实验卫星,不是政治卫星。
如果现在的宣传只注重宣传技术,宣传物质的东西,忽略了人的精神,那也和过去一样,是一种偏差。
我们起步晚,但是起点高
南都:科技成就激发民族情感的例子,现在的小学生课本里面还能看到。例如我们用多少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若干年的历程。但是从来没有人这么比较过,比如杨利伟上天时,距离加加林上天已经过去了40多年。这次神舟七号出舱活动,距离苏联完成第一次太空行走也过去了40多年。那是不是说我们和宇航大国的差距其实是拉大了?
戚发轫:你不能这么比较。我们和这些航天大国的差距是拉近了。以前我们有20年、30年的差距,起步的时候是“零”,什么都没有。现在可以说已经和他们并驾齐驱,以更快的速度在缩短差距。
苏联和美国的第一艘飞船,从开始研制到最后上天,也花了三四十年。我们载人航天工程从1992年立项到2003年杨利伟上天,一共才多少年?
加加林在太空一共飞了一圈多,不到100分钟,美国人的第一艘飞船没有完全入轨,“跳了个高”就回来了,而杨利伟在天上飞了一天,24个小时,说明我们起步晚,但是起点高。
发射神舟飞船可不是为了表演。神舟飞船要干活,是用作天地往返的运输工具,它内部空间大,最多能带3个人,能出舱、能对接,水平和国外飞船相当,某些方面还有超越。
南都:成功的时候你们都是国家功臣、民族英雄。但是社会公众看不到你们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有个火箭专家告诉我,发射前他都睡不着觉,您呢?
戚发轫:“如履薄冰”是我们内部的一个说法。要说对付压力,我是有信心的。这支队伍我很熟悉,我知道他们做事的风格。每件工作我也心里有数,我相信不会有重大的失误或者更大的问题。
能送杨利伟上天,也能送美国人
南都:您提到载人航天工程1992年立项。我记得当时有一种观点是这么说的,载人航天工程标志着我国高科技事业回归到“两弹一星”模式,也是一种举国体制。中间我们曾经尝试过进入国际商用发射市场,用市场化模式筹集科研资金,但是效果并不好。
戚发轫:进入国际商用发射市场,这条道路我认为还是对的。我们有这个实力,为什么不去呢?效果之所以不好,是因为不能实现完全的市场化。这和国际上对我们的限制有关系,美国不允其卫星运到中国来发射。
不过现在有了一个契机。美国的5架航天飞机都到了退役年限。现在他们回过头来看,内部已经有了一种意见,说航天飞机费用高,风险大,研制航天飞机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将来他们的空间站要依靠俄罗斯的联盟号运人,依靠进步号送货,美国不想完全依赖俄罗斯,所以希望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
我想,我们的飞船可以把杨利伟送上天,为什么不能把美国人送上天?既然我们可以干,为什么不干,而且还不是白干。除了经济效益,还可以在交流中提高自己的水平啊。中国航天事业应该向世界开放。
再说“两弹一星”模式,其实也说不上“回归”,我们一直在发扬。NASA也有国家支持。如果要谈“回归”,我想是精神的回归。美国和欧洲都不希望看到中国成为航天大国,核心技术是不会给我们的。你越是封锁我,我越是要做出来给你看,要争一口气!不管是用什么体制,精神不能动摇。
南都:说到国家支持,既然探月工程和载人航天工程都依靠国家支持,二者之间应该是有竞争关系的。这两个工程能不能互相支持呢?比如以后载人探月的飞船应该是在神舟飞船的基础上发展。
戚发轫:你说得对。载人探月飞船应该比神舟系列飞船更大,而且要能够适应月球的环境,比如月球的引力比地球小,月球自转也和地球不同,但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事实上,无论是探月还是载人航天,研制队伍也有所重合。从集中力量这个角度上说,我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早做打算、早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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