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七大功告成,美俄印新太空计划耗资惊人,面对全球经济低迷
中国航天如何更“经济”?

 
　　“太空第一步”航天员所穿的国产舱外航天服,价值约3000万元人民币。据了解,“神七”本次发射成本近10亿元人民币。此前,包括研发和前6次发射,“神舟”共计花费23亿美元。而美国航天飞机的单飞成本就已超过30亿美元。

　　美国2018年的新登月计划,目前预算突破了1040亿美元；俄罗斯“10年联邦航天计划”的全部投入则高达187亿美元。经济总量远远不及中国的印度,也公布了2012年探测火星、2014年载人航天、2020年登上月球的计划,仅其载人航天计划就要耗资20多亿美元。

　　拓荒年代,我们可以“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今天,面对新一轮的全球经济低迷,中国航天,抚今追昔,又该如何躬身问计、开源节流?

中国航天本是“清贫起家”

有“要抛就抛大的”的豪气,更有勒紧裤腰带的传统

　　脚踩大地,半个身子在工业化进程中,脑袋已置于浩瀚太空———这是中国巨人向世界展示的新形象。

　　筚路蓝缕的青葱岁月,遗落在历史的黄页里,早已模糊了踪迹。但历史永远记住了这一天。

　　1958年5月17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一锤定音:“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其时,距苏联成功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仅7个月。

　　“中国追赶”的脚步声开始急促响起。但,现实残酷,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没有运载火箭,甚至连近程导弹也才刚刚开始仿制,要搞航天只能“勒紧裤腰带”埋头苦干。

　　自主创新的路子就这样被逼了出来。1958年10月20日,在毛泽东的大手挥动5个月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组建了。胡杨林,戈壁滩,干燥少雨,人迹罕至,勾勒出酒泉最初的恶劣环境。

　　在那个最艰苦的拓荒年代,斗天斗地斗风沙,耐饥耐饿耐疾苦。从将军到士兵,啃白菜帮子,吃麦糊糊,却精神饱满,在这种震人心魄的意志力中酒泉巍然耸立。

　　百废待兴,新中国被封锁、包围和威胁包裹。困苦中,当时的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五院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科学成果”的建院方针。

　　在此方针指引下,中国航天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由仿制跨入了自行研制,不断战胜重重困难,自主创新,发展壮大,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跨越式发展道路。

　　1964年6月,我国第一枚自行研制的地地导弹———东风二号发射成功。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东风二号甲地地导弹飞行试验成功。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东方红1号送上了天空,响彻全球的“东方红”乐曲,宣告中国也进入了航天时代。这颗人造卫星的重量超过了苏、美、法、日第一颗人造卫星重量的总和,实现了毛泽东的愿望———“要抛就抛大的”。

　　2006年,中国航天事业创建50周年庆典,艰苦奋斗、自主创新作为一条重要经验被提炼出来。

　　经历50年发展的中国航天,经验、实力、发展环境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从基础比较薄弱、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和特殊的国情条件下发展起来的重头行业,仍需要赓续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光荣传统。

省钱考验航天人智慧

国际合作,少走弯路,把该省的钱省下来

　　2001年3月23日,让前苏联在世人面前骄傲了15年的“和平号”空间站坠毁在太平洋,背后受伤的则是苏联以及苏联的经济。

　　前车之鉴犹去不远,国内亦有人担心,中国一揽子太空、登月计划,代价不菲,会不会拖累中国经济?

　　的确,太空探索,代价高昂。美国航天飞机的制造成本为每架30亿美元,单飞成本超过30亿美元。

　　相对美俄,空间开发起步较晚的中国,一直在走一条“经济型”的开发道路,面对巨额的航天投入,中国选用了“节流”妙招:量力而行、节省成本,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凸显出的是另一种中国智慧。

　　以神舟飞船为例,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庆伟介绍,神舟研发起点高,设计一步到位,总体智能化程度较高,美苏当年载人航天的发展历经无人飞船、单人飞船,最后才是多人飞船。虽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起步较晚,但是一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因而大大节省了研发费用。

　　飞船系统总设计师戚发轫也说,神舟适用性强,可一船多用,飞船的轨道舱兼具生活舱和留轨试验舱的功能。同国外废弃轨道舱的做法不同,神舟飞船返回舱着陆后,轨道舱仍可留在轨道继续进行空间科学探测和技术试验。

　　“神六”发射成功后,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用“昂贵的证明”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中国的神舟载人航天计划。但实际上,包括研发和6次发射,神舟总共花费23亿美元,其中有一半用于地面设施建设,单飞成本不到10亿元。精打细算,乃其要略。

　　互通有无是另一条节流途径。航天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可以少走弯路,达到互利互惠。与以前几乎完全依靠自力更生不同,中国航天处在新的时代环境下。

　　从1998年到2003年,中国分别与欧洲空间局、俄罗斯等签署了20多项政府和部门间的合作协议、备忘录；分别与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巴西等40多个国家召开了政府间空间合作联委会以及不同形式的磋商会、研讨会达30余次。

　　此间,中巴联合研制的资源卫星成功发射,中、法、德合作研制的鑫诺卫星成功运行,中欧合作双星计划已开始进入工程研制阶段,亚太七国合作研制的多任务小卫星已完成初步设计。

　　载人飞船的研制也将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中持续发展下去。

　　“与美国相比,中国在航天项目上的预算可谓微不足道。但中国政府的务实精神和精打细算使其研制开发出了在性能和成本上都很有竞争力的火箭和载人宇宙飞船。”西班牙《国家报》对中国神六载人航天成功作如是评价。

航天如何成中国“摇钱树”

“长征”占全球发射15%市场,“赚老外的钱”大有可为

　　计划经济体制下,航天事业作为国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协作是当时中国航天最为之自豪的模式。但是,当历史进入到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进入和平发展时期,中国航天工业开始了“痛苦”的转型———计划经济这棵大树靠不住了,面对市场经济这个火辣辣的日头,中国航天没有选择。

　　1985年3月至9月,日本筑波市举办了一场世界科技博览会。日本观众在好奇地围着中国古代的火箭模型啧啧称奇,展览上,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和卫星地面测控站模型,令与会观众印象深刻。这是中国航天第一次将自己的成就向世界展示。展示不是目的,分割国际航天贸易市场蛋糕才是初衷。

　　1988年11月1日,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同美国休斯公司签订了用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发射澳大利亚卫星公司两颗通信卫星的合同,中国航天涉水海外的“第一次”就此诞生。

　　一年多后,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准确地送入太空预定轨道。自此,中国航天敲开了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大门。

　　2004年12月15日,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与尼日利亚宇航局签订尼日利亚通信卫星一号合同。

　　该项目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商用通信卫星市场上,打破了商业卫星市场被个别航天大国垄断的格局,为我国航天自主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创造了新的空间。

　　要写入中国航天开放史册的应该还有被称为“开创了第三世界航天高科技领域合作先例”的中国和巴西联合研制的资源一号卫星。2000年3月2日,中巴资源一号卫星正式交付用户,开始在中巴两国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

　　自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将承揽国际商业发射服务以来,中国已成功地进行了24次国际商业发射,将30颗国外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目前,中国已经研发了先进的发射平台和卫星,在对外发射服务方面,长征系列火箭的良好经济性能使其具有了较强的竞争力,并已夺占了全球发射市场15%的份额。中国正在努力寻找建立自己空间站的伙伴,并且准备对月球、火星甚至更远的星际展开探索,以满足地球上不断增长的能源与其它的需求。

　　见习记者徐剑桥记者张迪